从国际贸易环境角度看,国际经贸规则正在进行重构,多边以及区域贸易谈判的新贸易议题对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增加。显然,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是未来贸易自由化的重点。从国内服务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全球市场需求下降,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放缓,中国服务业需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与制造业开放或货物贸易相比,服务业的开放方式相对更加抽象。因为服务业是高度分化的,这不仅体现在生产者,即服务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差异,同时服务消费者个体之间也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具体而言,货物贸易开放水平可以主要利用关税的高低来进行测度,并且有较为详尽的计算方法且更易于进行表达或比较;服务贸易的保护则多采用非关税壁垒的方式,手段更加复杂和隐蔽,且各服务行业特征、性质差异较大,各国各行业之间的开放水平较难进行精确表达,必须利用指标将相对抽象的政策限制进行量化才能更加客观地衡量开放水平的程度与变化。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相关的研究多着眼于对外开放本身对国内的影响效果,而针对对外开放政策制定以及执行过程的政治经济分析非常少。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制定过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各服务业也有不同于制造业的特殊属性。同时,适用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政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用于分析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过程适用性较差,这使得分析过程难度较大。但实际上,研究服务业对外开放过程中各利益集团主体的影响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过程较制造业开放时间更晚、程度更低。因此,本文首先在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多维度评估以及服务贸易壁垒研究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多边、区域、单边,跨境交付、商业存在等多种测度指标下的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情况。其中包括,多边及区域协议层面服务贸易政策及开放的频度指数,基于世界银行STRD数据库以及经合组织STRI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开放水平测度,服务贸易中跨境交付、商业存在模式下中国服务业开放情况等。并通过分析经合组织FDI限制指数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重点研究商业存在模式下的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结果显示,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无论是从服务贸易的跨境交付或者商业存在的角度看发展速度都非常迅速,但中国服务贸易限制程度在全球范围内仍旧较高,所有行业的限制指数水平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并且,各部门开放情况参差不齐,例如,建筑服务、工程、公路运输以及铁路运输服务领域开放程度最高,基本与全球平均水平齐平,广播、电影、速递服务行业壁垒非常高。从商业存在的角度来看,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限制从1997年开始先增加后下降,服务业的自由化进程明显慢于制造业。中国的体制特点以及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特殊性,使得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过程有着突出的特点。本文梳理了中央政府政策目标的变化特征,以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内企业、消费者、外国利益集团等在政策过程中的利益诉求,激励因素及其变化过程。还进一步通过对比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开放过程以探究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较低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结果显示,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中央政策重视程度伴随着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在不断变动,中国入世时期进入一个高点,而后发展较为缓慢,直至2015年出现明显上升。中央政府的服务贸易政策仍表现出明显的出口导向思维,且无论从上述哪一个角度分析,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较低的原因在于激励不足。从第三章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央政府公布的与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关的政策文件中可以解读出较为明显的“出口导向”。进而在经验分析中,本文将《外商产业投资指导目录》量化,构造外资自由化指数,考察开放水平变动对中国出口和增加值出口的变动影响。结果显示,服务业开放不仅对中国出口和增加值出口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还通过上下游行业的关联实现该过程。因此,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是符合中国目前的开放目标的,中央政府应该给予更多激励与权重。最后,为了考察特定服务行业以及特定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在服务业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详细过程,本文选择了医疗服务行业以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案例研究,充分利用前述的政治经济分析,探索了总体分析下分行业分区域的局部特征,对前文的政治经济分析进行了补充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