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进入不断调整、分化、重新组合的新阶段,具体表现为大而全的人民公社的解体,“乡政村治”体制的确立,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渗透,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地方政府和市场经济绑定在一起,撰取利益的驱动力不断增强;农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在政治上由过去的被管理、被动员对象,变成了日益独立的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在地方政府利益增长和农民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双方逐渐产生了各种摩擦,在土地征用上表现最为明显。本文涉及到的案例,是在被征地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村委会未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就通过“以租代征”的模式完成了小学和幼儿园建设用地的征用,后又因为国家政策的变动导致被征地农民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手段进行群体利益表达,村委会面对村民上访的压力,根据占地补偿协议在征地后补办了《土地使用证》,但还是被失地农民告上法庭,整个过程中产生了高昂的社会成本。笔者观察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发现农民具有利益的整体性的特点,但是农民利益表达却凸显高度分散化和个体化的特征。利益受损的村民与村委会谈判的过程中,尽管尝试了各种组织方式,但不能形成具有持续性的谈判主体。在谈判主体缺位的情况下,即使村民们得到了副市长的肯定和支持,并得到上级信访部门的关注,本可以实行的集体行动还是被瓦解,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证。解决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带来的权益受损问题和地方政府为解决社会矛盾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加的问题,需要从推进农民组织化进程和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两方面入手。本文的第一部分为导论,包括研究缘起,研究对象和研究背景,文献综述和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框架、研究过程。第二部分介绍案例发生地康村的背景状况及事情的起因。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康村的第二次矛盾,并由此引发的上访和诉讼。第四部分,从多重主体缺位的视角,研究康村的“以租代征”是怎么形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反思,我国当前需要推进农民组织化进程和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以“扫黑除恶”为契机,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