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贺建奎公布他的“基因编辑婴儿”实验以来,全球范围内生物学、伦理学以及法律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此的讨论从未停止,由此,也暴露出了现代社会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宗教、伦理道德、以及法律上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这一编辑行为对国家明令禁止的法律法规的违背、对人的生命健康等合法权益的漠视以及对基因编辑活动中国际较为普遍建立起来的科研与临床方面共识的破坏。对此,我们有必要从人类基因编辑的技术本身着手,站在目前以CRISPR/Cas9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的视角,通过对操作条件、应用成本、作用成果的阐释,进而明确基因编辑技术在实验室以及临床医学上的现实应用。目前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所带来的问题主要分为对人类社会伦理的挑战以及对社会的风险。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或许会使人类作为一个地球物种进行自我异化而失去对复杂多变的环境适应的能力。基因突变让人的基因型拥有了多态性,这些多态性可以使人更加适应环境的改变,包括物种水平上对于疾病的耐受能力,然而,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对于胚胎基因组进行的所有靶向操作都降低了人类演化的偶然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完美性。如果以后地球环境发生巨变,我们将失去维系后代生存的命脉。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使人们认为可以通过编辑胚胎基因组达到预防未来疾病发生的目的,而这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育期望,也就变相增加了人们心中对于选择胚胎和遗弃胚胎的正当性。若是使这种意识形态下的文化规范逐步符合当前社会的主流意愿,将违背党和国家所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行为进行直接防控的法律规范,因此在这一领域仍然存在较多的法律漏洞。这些漏洞弱化了法的价值的实现,挑战了现有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冲击了人们目前的正义、公平竞争理念。而正是这些现实问题的督促使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得以凸显。科技的发展不应独立于法律的框架之外,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技术亦是如此。面对这一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以及长远助力,我们在对其进行法律防控的过程中不应呈现一刀切的态度,而应针对这一技术存在的不同阶段和类别有针对性地进行开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若以此为目标,我们便必须从全球视野上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立法层面进行全面考察,通过对域内、域外有关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立法层面的理解与综合分析,思考我国目前立法上在应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时存在的法律规制的缺失,在借鉴域外立法的思想精髓与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找寻出一条针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适合我国的法律规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