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指的是与“中国中心”相对的边缘位置,边缘研究的意义在于,边缘的存在界定了中心的范围,描述边缘成为描述中心的一个方式。边缘不仅接受来自中心的权威限定,还可能反叛、甚至对抗这种权威。在一个国家内部,边缘的存在界定了国家的范围,边缘也构成了重新认识和发现国家的最好位置。国家介入边缘的过程,也即中心与边缘互动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广义的国家史。本文选取近代兰州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1872-1949年为历史的截面,并将之放置在“中国”观念变迁和西北政局演变的宏观层面上,针对边缘城市的空间格局、现代市政发展模式、经济发展动力和市民心态等问题,进行了层层剖析。我们认为兰州作为一个边缘城市,与中国核心地区复杂难辨的城市结构相比,其政治性、军事性、民族性更为突出,于空间格局上更接近中国人理想的空间构成,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礼制的要求,更是“中国”式的；近代兰州市政现代化的进程表明,国家力量在场的强弱与兰州市政发展的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是以兰州为代表的边缘地区获得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边缘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与中国中心地带不一致的特征,这种不一致,体现的是边缘社会与国家中心地带相比在发展步骤上的不一致、发展程度上的悬殊和发展能力上的孱弱,同时也说明了边缘社会的发展强烈依赖于国家中心地带的“反哺”、接济和帮助。国家中心地带的这种“反哺”、接济和帮助无疑体现了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同时它也要求边缘社会在“国家建构”和国家认同等意识形态功能方面予以“回报”；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将西北地区纳入直接统治的政治冲动与兰州乃至西北地区要求获得发展的经济冲动之间存在许多不谋而合之处。尽管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为近代兰州城市地位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来源,但是国家现代化的进展却导致了近代兰州更为严重的边缘化。近代兰州在国内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并未因为抗战时期的发展而得到多大的改变,反而在西南地区的快速大规模发展中更加相形见绌；在我国东西部区域差距逐渐扩大而兰州及西北地区严重边缘化之时,“兰州中心说”却开始出现并在抗战时期获得广泛认同。“兰州中心说”凸显了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平等和公民平等的理念,却又反衬了兰州所处的边缘化地位并凸显了这一观念背后所深藏的反抗边缘化的意蕴。这一学说的内在紧张和不协调,也预示着要真正实现民族国家建构中所倡导的无中心、平等的价值观,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国家构建所带来的边缘地位的提升与国家现代化所导致的愈益边缘化之间的冲突,不仅仅存在于近代兰州城市,而是能够代表整个边缘社会的基本特征。了解这一点,不仅是在整体上把握边缘社会的切入点,也是对国家与边缘之关系、推动边缘社会发展和实现区域平衡等问题进行全方位审视的一个重要入手。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国家力量的介入和引导是边缘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因和基本动力,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边缘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发展方向。而边缘社会和边缘人群不仅主动参与了国族概念的建构和国家建构的进程,还在实践中形成了对民族国家建构的行动反馈和知识再生产。“主动的边缘人”不仅积极认同中央权威以获取自身发展的合理资源,还在强调和树立自身“中心”、“中国”属性的同时,不断要求去除“边缘”的标签,实现与内地国人在身份和地位上的平等化。这也说明,在将边缘地区纳入“现代中国”政治版图的同时,还亟需完善二者之间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