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制度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各国政治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权是检察制度的核心。然而,与审判权、行政权、立法权相比,人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检察权的统一认识度较低,围绕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和功能定位产生的争论长期存在,而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争论不仅影响到我国检察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更严重制约着我国检察权配置的科学化和合理化。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权中剥离而被重新配置给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检察权配置在实践层面亦产生了重大变革。检察权配置问题俨然已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题。检察权配置,是指主权国家为实现国家治理的需要而通过制定宪法或法律创设检察机关并赋予其一定职权的活动。检察权产生和发展的历程表明,它是一项正在发展中并具有很强“可塑性”的权力,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国家治理需要是其存在的价值基础。在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体系中,检察权多数可等同于公诉权,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体系中,检察权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法律监督是其主要标签。对检察权配置的审视和分析,应同时从国家整体权力配置和检察权具体权能配置两个维度进行。从历史的角度看,检察权在中国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直到清末改制才从大陆法系国家引进,之后,又经历了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时期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各个阶段的检察权配置存在较大差别。清末明初和民国时期的检察权配置主要体现欧陆大陆法系国家的特点,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检察权配置则凸显了监督的属性,这些都构成了检察权配置在中国本土法治土壤的实践经验。从世界范围来看,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权配置主要受职权主义的影响,因此普遍赋予检察机关强大的公诉权能,包括指挥侦查权和丰富的起诉裁量权,而如何防范司法首长对检察权的干预以及扩大起诉裁量权则成为他们近年来主要的改革方向。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受当事人主义的影响,检察机关处于一方当事人的地位,行政化色彩浓厚。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检察制度的蓝本国,其检察权配置的最大特色在于突出的“一般监督权”。虽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取不同的政体形式,但其检察权配置仍然保留了许多苏联时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权配置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马克思主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学说是新中国检察制度破而再立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力监督制约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权配置的重要理论渊源,列宁的检察思想则是我国检察权配置的直接理论来源,而中国古代御史文化中所体现出的监督制约思想也为我国检察权配置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在制度环境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下我国检察权配置最根本的制度环境。当前,我国检察权配置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国家整体权力配置层面中,主要存在着宪法定位与法律赋权之间存在一定背离、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存在一定冲突、检察权的宪政地位名不副实三个方面问题;在检察权的具体权能配置层面中,主要存在检察权的内部权能体系不科学、个别检察权配置不合理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产生并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宪法定位的模糊性和不适应性。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权配置改革应当紧紧抓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带来的重要机遇。在路径选择上,应当遵循从定位到赋权的基本思路,总的来说,要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的实际国情,从顶层设计角度对检察权的权力属性予以明确和功能定位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对检察机关进行赋权。具体来说,首先,应当将我国检察权的权力属性明确定位为司法权,通过司法权的独立运行机制和程序价值来彰显检察权的法治支点作用。其次,在功能定位上,应结合当下我国公权力监督制约和国家公益损害司法救济现状,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单纯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害司法救济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对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权力(简称“国家公益诉权”)。在检察权明确的属性定位和新的功能定位基础上,应构建以违宪审查起诉权、公诉权、行政公益起诉权三大权能为支柱的权能体系,其中,违宪审查起诉权的主要功能在于制约立法权,行政公益诉权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制约行政权以保护公共利益。同时,要对现有的各个具体权能进行改革完善。通过改革,使检察机关真正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中权力制约的“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