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贞元之际，辗转任职于长江以南地域的地方诗人，将山水书写向多地域拓展。韦应物一生的仕宦地域集中于京洛及长江以南一带，他任滁州、江州、苏州地方官的山水书写，正是这一趋势的突出代表。本文选择韦应物作为研究对象，以文学地理的眼光观照韦应物诗歌,尝试将都邑、山水放置到历史时空中，结合诗人特定角色与感官体验，解读其地方感知与诗歌创作。
　　在长安及其周边属县，韦应物以少年侍卫、仕者与隐者的身份，书写官宦生涯的地方感。在神仙歌行中，诗人叠合玄宗“圣朝”与骊宫“乐园”，书写骊山的盛世逸乐以及人间乐园的崩塌。长安、洛阳官场燕集、祖饯之风炽烈，韦应物的诗歌往往凸显长安城“帝王居”的中心意味，“荣禄”“圣恩”的成分加重，带来了冠带拘束之感。诗人辞秩，隐居沣上，则构筑了由沣上山水“清景”、善福精舍的“幽境”和陶渊明式的“田园”组成的隐逸小天地。
　　在滁州，韦应物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地方郡守，他对陌生风土的书写始终笼罩着凄清、寂静的气氛。“韦滁州”的清幽萧索，形成于诗人永日无事的幽独者体验，与荒寒州郡风物的江山之助。在苏州，作为独领大藩的方伯，诗人的心态更为优裕从容。吴地风土清嘉、山水秀发，诗人却很少书写山水之美。诗人频频出现在诗酒风流的文会与官场的送别宴，其望阙的姿态，勾连起长安与地方，再一次确认长安的中心地位。繁忙的郡务侵扰了诗人的游园心思，而西斋默坐的体验，将郡斋的政治空间转为修养心神的道场。
　　透过本文的讨论，笔者期许通过挖掘诗人地理书写的策略，呈现一位大历诗人的长安情结和地方生涯。除此之外，也希望能够在地理空间的维度上，揭示诗人创作的独特之处，重新思考韦应物歌行与五古诗中盛唐向中唐转折的诸多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