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以“自然”概念为中介，文中标示“自然”之义为万物自己按其天然本性顺当、合理地生成与展开，于人而言，强调乃是不参以人为，顺应万物天然本性。进而指明“性”乃万物自然天就，“道”乃是万物各依其自然之性展现，显明《庄子》中“性”、“自然”与“道”含义的一致，因而讲万物殊性，亦是说物物有其天然之性，因循之，即自然，即为道；若戕贼其性，则是离天入人，(天即自然也)，从而离道德之大成而入仁义之小知小成，至于是非利害随生于其间，遂使天地万物皆失其性命之情也。其次，说明《庄子》之所以倡言“无知”与“无为”非是至虚妄论，乃是有其忧患，在世风浇薄，民心不一之世，“蔽蒙之民”离析天地，分别道德，离道去德，是非竞起，美恶利害蜂拥，天下人心汩乱不平，虚无恬淡之性堕，而骄矜荣华之情生，所以才成“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天地万物遂俱不得其性情之真，而《庄子》倡言“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此即其所言之隐情也，那如何“复其性命之情而反其初”，《庄子》主张只得无己、丧我，心中不生是非之别，不怀美恶利害之争，心如悬镜，“物来而顺应”，不起意，不乖情，不预谋，一任万物本然之性，还物一天然，还己一自然，才是《达生》所言“以天合天”也。第三，《庄子》既痛于世道交相丧之惑乱，故倡“齐是非”，因为是非生于彼我之别，乃“举体不真”，故应心不怀是非，而尽化世人是非之心，无所用其知，不立于小知小成，而能“独成其天”，不措心于是是非非，不游心于仁义礼法，而“乘道德而浮游”才为正道。故倡“吾丧我”，“至人无己”，因为只有“无己之人入于天”，无有一己好恶，不立一己是非，全随顺万物本然之性，“物来顺应”，随顺而已，不容己，不善私，无有情意知度，万物之性才会自然而然地展开，不假人力，不饰人为，天地万物才成其“大美”、“大全”，才“得以安其性命之情”。最后，“无己”、“丧我”，不生是非好恶，不右仁义礼度，“无为名尸，无为知谋”，故倡“无为”，善其“在宥天下”，不善人为情意礼法治之，即“为是不用而寓诸庸”，顺应万物，自然而然，“大仁不仁”，乃能俱得其得，各适其适，才是“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寓于庸，不立是非在前，不兴起仁义法度事为，随顺万物之性，使得物我皆得性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