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阶层，其内在的精神风貌和外化的行为方式最能放映一个时代的特征，也关乎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特别是其社会交往方式、交往对象的选择、社会交往态度等这些外在的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社会行为，更能反映出这一阶层的变化以及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关于明代江南士人的专题研究，近年来已成果不菲。但这些论著多集中于思想和政治层面，而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对这一时期士人自身实际社会生活的研究涉及不多。即便是偶有提及，也多将其社会交往归结于为名或求利的“功利性”动机。关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素对士人社会交往影响的论述颇少。诚然，士人的社会交往生活是纷繁复杂的，其社会交往动机因个体差异而存在较大的悬殊，其中功利性目的和娱情性的消遣是其社会交往活动的主要又具体的动因。虽然如此，但是士人文化心理、社会风尚、群体感情的爱憎，也是影响士人社会交往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本文主要通过文化视角对士人群体的社会交往活动进行探讨，以求更为全面地了解这一阶层 明代中晚期是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勃兴、社会对传统儒学的偏离，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新现象，这些在江南表现尤为突出。所有这些对士人群体的心态、价值观念、社会交往行为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这一时期士人数量的激增与科举承载力的有限性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造成江南士人壅塞的局面，而政治的黑暗也消弥了士人科举入仕的热情，传统儒学对士人或“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要求受到挑战。士人在政治功能得不到彰显的无奈中，开始寻求文化的创造，使其文化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扬，促成了中晚明江南社会文化繁荣的局面。 中晚明江南士人非常重视社会交往活动，士人“奔竞成风”，游走天下，到处结交显宦名流，社会交往活动空前频繁。并且，士人还结成了各种社团，通过结社、讲学等群体交往形式，游学、宴饮、品茶等个体交往方式，广泛地活跃于社会之中。在这种士人繁盛的社会交往活动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殊现象是，一些极度贫寒而又不屑治生和游走干谒的士人，由于生活的窘迫其社会交往活动却相对萎缩，成为当时的士林“重交游”的风气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中晚明江南土人热衷于广辟游道的另一个表现是士人社会交往对象已经超越了士人与士大夫阶层，与商人、妓女、手工艺人等市井之人的社会交往也逐 民渐加强，使得士人社会交往呈现出下移的趋势。这表明了士人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观念的转变，也揭示了士人世俗化的趋向。在士人与士大夫群体内部社会交往频仍以及士人加强与其他劳动阶层的主动接触的同时，士人与僧道结交的传统也大为发扬，反映了这一时期士人思想驳杂，儒释道兼容的色彩。 中晚明江南士人社会交往频度的加强和士人社会交往空间的拓宽，究其原因，当然不能排除功利性的具体因素。然而，文化的作用应该更为深刻和重要。由于政治职能的弱化，士人在寻求文化功能的张扬，以此获得其社会价值的承认和自我价值的体认，这就需要社会和他人的认同，而在社会交往中其所展示出的才情及其文化创作则是其获得认同的关键所在。而且，虽然这一时期江南士人多背离了儒家的“修齐治平”之志，也出现了弃儒从他业者，但是士人的身份和士人的行为模式却是士人所不舍丢弃的，其文化功能的加强正是士人身份获得确证需求的表现。这也正说明了士人的传统政治文化属性以及历史的局限性，即士人不是儒家文化的背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