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政治波普”登上国际大展的舞台,迅速赢得了国际艺术界的瞩目。在此后的近十年中,“政治波普”成为西方理解和解释“后冷战”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与当代中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论述连接在一起,并对中国当代艺术形成了长期的影响。本文试图讨论的是,在“后冷战”的意识形态论述的巨大阴影下,我们忽视了中国政治波普中的一种隐性表达,即张培力所代表的从微观政治界面切入,以媒介批判形态表达的政治波普。这条隐性的线索与为人所熟知的王广义的工作一起构成了“政治波普”的两条道路。其一是王广义所代表的,从政治图像学的运作出发,完成意识形态的视觉表述；其二是张培力所探索的,从日常生活的媒介批判入手,抵达微观政治和生命政治的解构。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对美国波普艺术以及中国政治波普所发生的情境的比较分析,探讨政治波普特定的历史社会根源；第二部分对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的王广义一系列创作进行深入分析,梳理了他从挑战“南方文化”到反艺术史、反偶像再到视觉政治学的艺术历程,并探讨了“大批判”在其个人创作史中的意义和暧昧性；第三部分,通过对“池社”与“85新空间”的分析,讨论张培力这一阶段对绘画情感表达和叙述性的抵抗,以及对“日常”的发现,考察他对媒介的批判性思考和表述,并进一步论证他的工作与政治波普的关系；第四部分致力于对王广义和张培力进行深入比较,分析他们对于政治的不同理解、消解政治的不同方式,以及各自发展出的政治波普的两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