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以“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为宗旨,寻求船民独特的个性来显现其日常、底层、具象等融通暗合之多维度社会影像。船民的历史文化传承反观社会变迁,从解放前船民的生存伦理到解放后单位制下船民的生活状况,再到自由运输的兴起,承接2004年一纸公告,宣告挂桨机船的寿终正寝,致使大量船民上岸讨生活,历史流动中结构变化和文化变迁的彰显在船民的生命历程中刻下烙印。笔者的疑惑和问题意识:船民是否有如斯科特所论农民之“生存伦理”,生存伦理作为生活的动力机制能否解释当下船民全貌。在面向社会转型,船民是否存在从“生存伦理”向“职业伦理”过渡的可能。船民在国家权力、职业分工和自身生存的耦合中会走向何方。“生存伦理”在斯科特眼中就是三个原则,分别为保护-被保护进行互惠;最弱者生存的道德要求;安全第一,共担风险。就是一条相互给予的生路,彼此的关照和帮助,无论是从横向或者纵向宽容和体谅使得贫困者有活着的希望,避免防御行为的出现,这就是社会动员机制的本源所在。涂尔干认为在劳动分工明晰化的社会情境中“职业伦理”的发展是必然的趋势。职业伦理越发达,它们的作用越先进,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越合理。这对船民之“生存伦理”和“职业伦理”的深度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笔者认为走向整体社会科学的人类学作为民族志实践与文本的研究策略可以交汇政治经济和文化解释两种分析维度,在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意义上,可以将所谓政治、经济、道德、法律、文化(包括宗教)诸领域整合起来,作为整体观新的尝试和延伸,“生存伦理”与其散发出的“智慧”皆贯穿于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伦理法则和道德体验在政治权力、经济交换、宗教信仰诸方面均是其内在的文化内涵。船民的研究离不开整体性“生存伦理”和生存性“智慧”的互嵌,生活、经济、政治、信仰、法律纠纷等无不是一个生物体的血与肉,融合为一体不可分离。船民生产经营的第一要务就是“活”,“活”就要求会“生存”,学会“生存”才能有“发展”的可能,重视了“生存”才会处处萌发“智慧”的火花。通过船民自己的声音和表达,从船民民族志里,使四代船民鲜活的面容呈现在我们面前。笔者希图用船民当事人本人的声音来表达对历史和生命的记忆和感受,对我们相对陌生的船民群体产生的政治、文化、经济现象和经历作出他木讷的解释,开拓我们新的视角看待船民,新的思考体悟船民。借助田野,借助民族志书写,凭借人类学的观察,能让社会对船民有新的认识,通过了解他者达到了解自己。第一代船民,摇的是橹、划的是桨、扬的是帆,他们为了糊口和养家不惜身家性命,甘冒枪林弹雨,活的不易。第二代船民,继承了上一代的衣钵,从抗日战争摇到解放战争,见到了新中国的太阳,获得了新生,进入了单位的怀抱。第三代船民看到了体制内的弊端,毅然扛起重新自主的旗帜,用自己的汗水实践自谋生路的理念。第四代船民觉察了船舶的革命,不断地更新自我船运的能力,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在船舶标准化、技术统一化、沟通现代化、航运科学化的变革中,在进步与代价共存下,在协调与失衡同在下,在希望和痛苦并驻下,他们量力而行,做出艰难的抉择。当个体船民逐渐淡出船运市场,分散群体出现的船民形象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具有职业素养的船民职工,他们是一个有机的职业群体,“职业伦理”将船民这个职业群体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船民水运自由进出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而严格准入制度的船舶水运时代正在走向成熟。船民的生存与国家制度之间的扣连,在国家治理和市场体系下,船民交往生活的网络互动,应对经济挑战的行动逻辑,这些都需要通过多面、多点、多种书写方式表达。生存伦理与职业伦理之间混沌的是船民百折千回,前程莫辩的不确定性。通过感知这个群体人们生活的真实和复杂,来加深对该群体的认知和理解,透过“面具”找到真实的他们,从而还原他们的本质,分享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