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大国,同时还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东、中、西部的农村社会不仅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而且社会结构也有着极大的差异。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不仅具有整体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还具有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政治行为的基本特征和政治生活问题的内在生成机制。本研究通过微观的视角考察西北多民族杂居村庄Z村的政治生活变迁历程,在国家政治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之下,揭示多民族村庄政治生活与中东部村庄的异同之处,以及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进程中,从党员干部、村民们的言行、彼此的对话甚至内心活动中观察一个长时段中村庄政治生活。每一项社会政治行为（政治生活）背后都有其历史的缘由、文化的脉络以及社区中的权力关系等。因此,本研究通过民族学理论方法指导下,从基层社会政治生活历史演变去追寻乡村治理的历史源流,力图探索现实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问题的历史源流,为推进国家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一些反思的依据。基层政治生活是考察一个国家成长与转型中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权力体系和政治过程的较好的着眼点。笔者运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对政治变迁中的Z村政治生活进行了民族志书写,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了论述。第一,历史场域中的Z村进行了素描。对村庄建制沿革、人口构成、经济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居住空间与格局变革进行了梳理,简要介绍了Z村的历史与现状。第二,通过文献资料与村民口述史资料相结合,深描村庄开启了社会动员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村庄经过划阶级成分与土改运动,完成了组织建设。“阶级划分”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话语,普通民众纳入到了国家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第三,集体化进程中,村民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一方面村民积极参加平叛藏区武装叛乱;另一方面开展“大跃进”、兴办公共食堂,进行“四清”运动。成为这一时期村庄政治生活的重心。第四,“文革”时期,出身、成分和“阶级斗争”成为村庄政治生活的“主流”。从“文革”的兴起抓“阶级斗争”到“文革”的落幕“抓经济建设”,以及为“四类分子”平反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是村庄政治生活的巨大转折。第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是经济生产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国家对乡村治理体制与治理模式之变。渐进的村民自治实施中,村庄村民自治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同时也经历着挑战。第六,农业税费改革后,国家与乡村之间从“资源汲取型”转为“资源输入型”,资源、权力、村庄选举与村民之间构成了一张紧密相连的关系网,村民权力与权利观念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借权生财”和上访抗争成为村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随着国家大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不断得到提升,民族地区村庄逐渐融入了国家政治、支撑国家成长的宏大历史之中,人们越来越多参与到村庄公共生活之中,村庄集体意识与国家观念意识在不断增强。对多民族杂居村庄政治生活的研究,有别于以往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专注于某一民族聚居村庄的研究。文章从国家制度变革的宏观叙事与村庄具体生活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尝试做出基于田野经验的学术理论概括。在多民族村庄政治生活进程中,农民是其中实践的主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民族地区乡村政治发展提供充分的配置资源,是提高民族地区村庄政治生活水平必要的物质基础。促进民族地区村民政治理论水平,掌握国家政策法规,是提升村民政治生活能力的文化基础。从实践上看,对多民族村庄政治生活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多民族村庄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政治行为的基本特征及存在问题的生成机制,从而为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可供借鉴的现实材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