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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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开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时期所做出的探索性贡献,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由于其政治和思想上的跌宕起伏,也是在中共党史上最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奔走革命,既有引领时代潮流的历史功绩,也有脱离中国实际、落后于时代的历史悲剧,以他为个案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和开创时期的曲折历程具有特殊的标本意义。本文试图依据最新研究资料,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解密的一批档案资料,梳理和阐明陈独秀在接受、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艰难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做出的探索性贡献和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并据此较准确地估量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所发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为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提供启示。本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把宏观整体分析和微观实证分析结合起来,以陈独秀一生救亡图存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为主线,以他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重要政治活动和理论成果为重点,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探寻融入到过程研究之中,深入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陈独秀所留下的思想文本中去。本文同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传播进程时,把陈独秀和同期的李大钊、李汉俊、李达、瞿秋白等人在这方面的贡献相对比;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上,把陈独秀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点加以对比,也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加以比较,力求更清晰地考察陈独秀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得失成败。以科学的求真精神和宽广的历史眼界,来挖掘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中的贡献和成就,借鉴和吸取他早期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用六章的篇幅力图较全面地展现陈独秀筚路褴褛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历史场景,及其取得的正误交织的理论成果,以此来澄清、还原陈独秀因历史上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云雾所遮蔽的本来面目,从而为推进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启示和镜鉴。第一章,从历时性维度考察了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与演变。主要描述了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陈独秀由封建秀才转向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然后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代表的指导下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追溯了他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及大革命失败后直到晚年复杂的心路历程。较全面地展现了陈独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由热情信仰到探索运用再到怀疑、否定的矛盾心态,展示了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俄共(布)和国民党三方力量博弈的复杂关系,以及陈独秀作为共产国际决策的执行者、国民党的合作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所处的独特的历史角色。第二章,对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及不足之处予以梳理。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有着极高的声望。他毅然接受并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引领时代潮流的导向作用。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旗帜鲜明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投身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当时公认的、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但由于民族危亡局势的影响和个人学识结构的限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不深,在传播过程中带有选择性、教条性和简单化的不足。第三章,对陈独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中国化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和历史局限进行梳理。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俄共(布)的直接指导下,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最主要创始人,他开启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先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基础和领导核心。但由于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受早期共产主义者缺乏厚实的理论准备等因素影响,陈独秀在建党实践上,出现了轻视理论研究,忽视党内民主,缺乏独立性等问题。党在自身建设上的幼稚性和对共产国际的严重依赖性等历史局限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第四章,对陈独秀初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和道路等基本问题,所取得的正误交织的理论成果加以考察和总结,力图全面展示他围绕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所做出的开拓性、探索性的贡献和失误。具体表现为:在共产国际、俄共(布)的直接指导下,陈独秀提出了国民革命理论,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结束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状态;领导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兴起,使之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高潮,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有力打击。但由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深、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清,更受共产国际的错误和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陈独秀在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提出了“二次革命论”、“城市中心论”等错误思想理论,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成果被国民党右派所独得,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反思,陈独秀加入并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走向歧途,做出了错误的回答;由于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和个性使然,他分裂了党,分散了革命力量,客观上阻碍了革命的发展。第五章,考察了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考量和历史性偏差。结合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厘清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变迁。陈独秀依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不可分离的重要观点,抨击了斯大林忽视民主的官僚集权体制;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和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开放性观点。但由于受苏联党内政治斗争不良风气的影响,陈独秀与中共和斯大林的政治积怨不断加深,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他对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路径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因而反对党在农村武装割据、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夸大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普适性,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批评,带有情绪化的片面性错误,甚至出现了怀疑、否定列宁主义的重大错误。第六章,对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历程中的地位进行历史的评价。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肯定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确定所做的艰难探索,把他定位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者和早期开拓者,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理论雏形。本着总结历史、指导未来的科学态度,对陈独秀早期探索中的成就和失误,本文提出必须把它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思想资源,启示着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地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生产力标准和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二十一世纪取得更大的历史成就,实现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梦寐以求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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