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早年毕业于清华预科留美学校,曾留学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相对于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吴景超把研究的重心更多的放在了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上。他曾参与民国时期知识界“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争论,是坚定的工业化论者。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生产技术落后、农业产量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要提高民众的生活程度必须实现工业化。除此之外。工业的发展又能够促使都市的发展,都市的发展则可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从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吴景超认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就要对资金、技术、管理、人才、资源和政府有深入的研究和透彻的分析。他提出要使中国的工业化获得足够的资金,就不得不充分吸收利用外资和内资,利用外资可以鼓励外人在华设厂和华侨投资国内产业,内资的筹措则可以通过发行政府公债和征收个人所得税与遗产税等方式实现。关于人才的培养,吴景超认为政府要设立中等职业院校,同时鼓励大学生投身社会实践。工业化的实现当然离不开企业管理水平的改进,吴景超认为中国企业管理应该朝着制度化、科学化与专业化的目标发展。他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他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建设国营企业,在一些部门国营企业可以保持垄断低位。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的经济学界刮起了一阵计划经济的旋风,这阵旋风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战胜利后,美国确立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霸主地位,同时苏联的计划经济暴露了许多弊端,中国经济学界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模式。与积极鼓吹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学者不同,吴景超认为中国经济既不能效仿美国的放任自由主义经济,也不能照抄苏联的国家控制所有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吴景超虽然赞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认为中国不能实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因为苏联的计划经济会产生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阻碍经济自由；二是导致经济权力的过度集中。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仍然要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他虽然强调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但他不认为政府应当包办一切生产事业,政府应当允许民间经济的存在,并且要扶植民间经济,为民间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所以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是“政府主导,市场为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