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的对外经贸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平台。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趋于平缓。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增速放缓。国内资源供不应求、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中国经济亟待转型升级,寻求能够促进贸易发展的新动力。目前国内外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存在着互补或者替代的关系。鉴于此,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贸易效应,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深入探讨怎样通过这种直接投资促进双边贸易合作,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带动沿线国家共同繁荣。本文首先对国内外OFDI贸易效应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主要包括投资和贸易的总量增速、区位分布、行业分布等,强调了投资和贸易的空间差异性。通过投资和贸易的直观比较,初步得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理应具有贸易创造效应。其次,分析了OFDI贸易效应的传导机制,包括出口引致效应、反向进口效应、出口替代效应和进口转移效应,并且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做出进一步假设,即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直接投资应该存在较强的出口引致效应和反向进口效应。再次,依据前文阐述的传导机制和投资贸易现状分析选取合适变量指标,搜集整理2003至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并且构建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从进口和出口效应两方面进行实证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会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且相对于直接投资流量,直接投资存量对贸易的创造效应更为明显;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力资源、贸易便利化程度、技术水平、法律制度与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的贸易效应呈现正相关性,而基础设施建设越落后,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贸易创造效应越明显,并且中国对东道国出口贸易与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负相关关系。最后,本文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贸易现状、传导机制以及实证结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完善“一带一路”财税支持政策、促进企业对外投资布局合理化、实施具有差异性的投资战略、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转变企业投资态度、提高企业自身能力、加强企业间沟通交流、强化风险应对机制等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