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一直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之一,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中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在本世纪初国外的安然、世通等著名公司的腐败案,以及近年来国内的华润集团、中国移动腐败案和中石油窝案的曝光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企业腐败的严重性。国家为根治企业高管腐败问题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尤其是针对企业高管薪酬过高、业务费用开支无节制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在企业处于宏观反腐败的高压环境下,微观企业的现金超额持有行为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现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企业的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为应对不确定性全球企业的持有现金量都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而超额的现金持有必然会造成资金闲置,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持现机会成本增高等降低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时还会引发严重的代理问题,为腐败的滋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本文从微观企业的财务决策行为——超额现金持有量的动机出发,探讨其是否会对企业高管腐败产生影响。以2013年—2015年我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搜集企业高管的隐性腐败与显性腐败的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对企业超额现金持有与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按照产权性质的不同对企业进行分类,即对国有企业中现金超额持有与高管腐败关系和民营企业中现金超额持有与高管腐败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一方面,企业超额持有现金越多,越可能形成隐性腐败;且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超额持有现金更容易导致隐性腐败。另一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超额现金持有量越多,其高管的显性腐败就越严重。本文从新的视角将现金超额持有量与高管腐败相互联系,并在反腐的制度背景下考察了现金超额持有量对高管腐败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同时分别从企业不同的产权性质来分析现金超额持有量与不同类型的腐败行为的关系。本文不仅对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从全新的角度来探讨引发高管腐败行为的一种可能性,为企业从现金方面防止高管腐败提供了理论根据,深化了高管腐败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