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份,一起发生在苏州的“隔离门”事件引发了争论,事情起因是学生以外来打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立新小学因校舍安全问题被腾退,在校的800多名学生无学可读,被教育部门整体安置到附近一所具有百年办学历史的知名学校——勤惜小学就读。勤惜校方出于隔离教育、独立管理的考虑在校舍中间竖起了三道铁栅栏并在操场入口处设置了一道卷帘门以区分两所学校,这三道铁栅栏和卷帘门在引发公众关注后被统称为隔离门。由“隔离门”事件引入,笔者通过分析隔离门存在的正当性困境,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有形的教育隔离实质是无形的阶层隔离。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总结中西方阶层划分标准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户籍制度和家庭收入为双重标准的阶层划分方式。其中户籍制度为先赋因素和主因素,家庭收入为后致因素和辅因素,家庭收入进一步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标准,将“隔离门”事件中的两大阶层划分为流动贫困阶层和当地中产阶层,并初步推论了一种以二元发展为基础的、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社会分层模式。随后,笔者分析了中西方阶层隔离成因的相关理论,总结性地提出以广义的制度成因作为分析切入点,从“城市化”政策中的城市空间结构、户籍改革中的“新三代农民工”、义务教育法规中的学区房隔离、积分入学规则中的“逆向淘汰”四个角度展开分析隔离事件产生的具体成因。在此之后,笔者在完成从高位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江苏省级地方性规定到苏州市级规范性文件地梳理后,发现中央与地方的教育制度存在冲突关系。而冲突关系的根源包含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原因是制度运行中存在疏漏,是表面原因,主观原因是中央与地方主义的矛盾,是深层原因。中央与地方主义的矛盾体现在中央坚持阶层流动性而地方坚持阶层封闭性,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教育对阶层流动的双面性作用冲突。最后笔者对地方主义的正当性及其界限做进一步探究,笔者认为,地方主义应该以遵循上位法的精神和保护弱势者的权利为基本界限,而地方主义片面追求政治效果和功利性政绩,漠视法律责任和基本价值,僭越了地方主义的正当性限度,才是“隔离门”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隔离门”事件是有普遍意义的,其根源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隔离形式除了隔离门的物理形式之外,还包括学区分化和地缘隔离,包括与本地学校从设立、资金、师资、校舍等方面不均衡配置的差异隔离,甚至包括除了城乡隔离之外的分数隔离、重点隔离和地区隔离等,不论从哪个维度来衡量,隔离门的形成始终有充足的阶层差异现实基础。笔者在此仅聚焦于本次“隔离门”事件中的两大群体阶层和制度成因进行分析,希望有以小见大之效。行文最后,笔者简单基于制度角度出发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对问题解决有一定建设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