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露封建家族制度的弊端与罪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重大主题,涉足其间并且作出成绩的作家很多,其中真正自铸一体、卓然成家、贡献着自己对封建家族生活的独特感受与体验的作者,当首推巴金及比他稍晚一辈的张爱玲。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艺术光圈聚焦封建旧式家庭,揭示出家族这个古老的命脉如何在衰败中分崩离析,艰难而必然地走向解体。无论是《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公馆、《憩园》中的杨公馆、还是《金锁记》中的姜公馆、《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它们己演变为一种封建文化衰落的象征,一种没落社会存在状态的象征。在这种曾经显赫富有的旧式家庭中,祖父辈不自觉的沉沦,子辈受到压抑与摧残,家庭走向崩溃的边缘。两位作家在分别解构“家”的内核时,其视点又有不同。巴金关注常态格局,着眼于对“家”中男权专制的批判;张爱玲则侧重异态格局,致力于描写“家”中男性的扭曲和残缺来进行解构。巴金以激情之火执着于“家”的民族寓言,写父权的崩溃终结,通过“关在笼中的鸟”的女性悲剧控诉旧社会制度与旧家庭对美好人情人性的扼杀压抑。张爱玲则用冷得彻骨的目光打量着乱世中平庸打发日子的人的自私软弱与卑劣渺小,反思“绣在屏风上的鸟”式怨女与隐秘角落的恶妇;巴金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的新女性形象,与那些安于命运的悲剧女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为妇女解放指明了出路。但在张爱玲看来,离家出走不过是一个“潇洒而苍凉的手势”,一出“‘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荒诞剧。张爱玲重新解读女人,颠覆了“五四”女性神话。巴金在“毁家”创作里充溢的是对家国和民族的焦虑,注重从变动与冲突中来揭示主题,家族中旧的势力在崩溃,新的势力在滋长。作品舒卷着社会的风云,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在悲壮之中呈现出一片熹微的亮色。而张爱玲则比较注重表现出人生恒常安稳的一面,在她的家族题材小说中,并没有新旧两代剑拔弩张的对立,也没有善恶势不两立的冲突,每个人似乎都可找到一点不足道的好处,每个人也都有他坏的理由。每张脸都是那么苍白、渺小、空虚,多少有点愚蠢,或者带着岁月蚀刻的风霜,或者带着少不更事的黑沉沉的严肃,家庭里偶尔也有些类似潆珠式的不安份的蠢动,但是看不到谁有救赎的希望,整个地是一片灰色与苍凉,像旷野无边中的一脉流沙,没有一个必然性的结局。在家的重新写作中巴金热衷于“激情”的流淌,完全被炽热的情感所弥漫,在悲愤中爆发、倾诉、流淌、燃烧。而张爱玲则以一个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与细腻,为读者呈现出封建旧家族生活其苍凉的原生形态。对这样一幅原生形态,你可以运用理智去思考,但是理智的分析并不能穷尽它的全部内涵,你似乎处处体悟到象征的启示,两种气质的差异有男女作家性别所赋予的资质差异,其实也蕴含了两种文化性格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