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是我国防灾减灾工作的根本目标。民众是灾害事件最直接和最广大的承灾体,增强广大民众的减灾能力是“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最基本和最基础的方面。民众的减灾能力深受其所处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与条件的影响;我国地域辽阔,地震灾害频度高、分布广,不同地区间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往往存在显著差异;分析和理解这些差异影响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机制和规律,是梳理与提炼区域针对性与文化适宜性防灾减灾对策的必由之路,对有效提升全社会防震减灾综合能力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本论文以2010年玉树7.0级地震青海灾区和2008年汶川8.0级地震陕西灾区为例,基于问卷调查、访谈和文献档案资料研究,采用定量分析为主、质性研究为辅的综合方法手段;分析了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水平/能力、实况、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重点分析了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中的区域差异和文化差异,提炼了区域针对性与文化适宜性相统一的提升民众地震灾害认知水平与响应能力对策建议。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一)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水平/能力、实况和差异针对研究目标和基于调查问卷结构,定义了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定量分析变量,含地震灾害认知变量和地震灾害响应变量两大类。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对两地民众在这些变量上的作答得分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揭示了在本研究所使用问卷及访谈提纲所涵盖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范畴内,两地民众所具有的水平/能力、实况和差异。主要结论包括:1、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整体水平/能力和差异样本民众在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变量上的得分率([0,1]区间)反映了其各方面水平/能力的高低/强弱。统计结果显示:青海灾区样本民众在地震灾害认知变量和地震灾害响应变量上的平均得分率分别为0.45和0.43,明显低于陕西灾区样本民众的0.68和0.65。表明: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整体水平/能力均不理想;且青海灾区民众明显更差。2、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单方面水平/能力和差异(1)地震灾害认知上的水平和差异本研究用人们的地震灾害知识了解情况、防震减灾技能掌握程度、政府防震减灾工作及政策/对策熟悉程度和相关的态度/意愿共4个不同侧面(分变量),来反映民众对地震灾害的认知情况。两地样本民众在这4个地震灾害认知分变量上的得分率显示:两地民众对这4方面的认识既有差异亦有相似性。具体是:·地震灾害知识了解方面。主要相似点有:(1)“震级、99%以上的地震人们都感受不到、主震震级只有一个但烈度多个、以及主余震(大小)关系”都是两地民众掌握相对较好的方面;(2)“震级-烈度关系和震级-灾害大小关系”都是两地民众认识最薄弱的地方,答对率均不足15%,且两地间几无差别;(3)对“我国地震多发”和“我国西部较东部地区地震更多”两点常识的了解均不如预期,知晓率仅26%(青)和37%(陕)。主要差异是:陕西民众对知识的了解普遍比青海民众好,且优势主要体现在对“前述两地民众都有所了解的知识点”的更普遍了解上。·防震减灾技能掌握方面。主要相似点是:(1)两地民众对基本紧急救护知识的掌握均很差,掌握率总体分别在15%(青)和20%(陕)以下,明显甚至大大低于对各种紧急逃生避震注意事项的知晓率(青海30%-50%,陕西60%-90%);(2)各种紧急避震逃生注意事项中,两地民众对“避震逃生时尽可能关闭火源/电源和不使用明火”的知晓率均最低。主要差异是:陕西民众的防震减灾技能掌握明显好于青海民众,且优势主要体现在对紧急避震逃生注意事项的了解上,除与“电/火”有关的注意事项外,知晓率均接近甚至超过80%。·政府防震减灾工作及政策/对策了解方面。主要相似点是:(1)两地民众均对政府主导的地震应急演习和学校灾害教育了解较多,而对政府主导开展的地震科学研究工作和建筑物安评工作了解不足。(2)主要差异是:陕西民众对政府防震减灾工作及相关政策/对策的了解普遍好于青海民众,主要优势体现在对“地震预测”和“地震预报”相关工作和政策的了解上。·防震减灾态度方面。主要相似点是:两地民众都具有积极的防震减灾态度,均有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想了解地震灾害知识、想学习防震减灾技能、认为自救互救行动重要以及想掌握分辨地震谣言本领。两地主要差异体现在,陕西民众防震减灾态度更为积极,尤其是体现在对自救互救行动重要性的认识上。(2)地震灾害响应上的能力/实况和差异本研究讨论的民众“震时/震后”响应含3个侧面:一是民众个体层面的响应(紧急避震逃生、情绪反应与恢复和地震谣言辨识);二为家庭自救与短期恢复;三为灾后灾区广大民众的泛灾害态行为与态度。两地民众在这些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分别如下:·个体层面的震灾响应。主要相似点是:(1)两地民众对预防次生火灾注意事项的实践情况均不乐观,实践率均为各考察项最低。(2)两地民众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害怕、慌乱”,“悲伤”,“无助、悲观”以及“敏感、脆弱”等负面情绪。主要差异是:(1)陕西灾区民众紧急避震逃生情况好于青海灾区民众,其中在选择临时避险场地/场所方面(如避震地点要远离高楼、大烟囱、悬崖峭壁、河边、高压线、广告牌等)优势更为明显。(2)陕西灾区民众震后情绪的短期恢复情况好于青海灾区——震后一个月后,75.6%的陕西受灾民众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青海灾区相应比例仅为59.6%。(3)陕西灾区民众拥有更好的地震谣言辨识能力。·家庭自救与短期恢复。两地均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灾家庭及时进行了家庭自救。主要差异体现在,(1)陕西灾区受相关灾害家庭在营救/照顾“埋压、被困及受伤亲人”等“救人”方面表现更好,而青海灾区家庭在搭建帐篷、修复房屋等“救物”方面表现更好。(2)陕西受灾家庭的短期恢复情况好于青海灾区。陕西灾区绝大部分受灾家庭(94.2%)在震后1个月内就恢复了正常(或比较正常)的家庭生活,相应比例在青海灾区仅为51.6%。·民众灾后的泛灾害态行为与态度。民众灾后的泛灾害态行为与态度,我们定义为因灾害扰动而在民众中激发产生的一系列与“平时”不同的行为与态度。本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友好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社会不友好行为(Anti-social behavior)、“信息交流与传播”3个侧面。两地民众灾后的泛灾害态行为与态度相似点主要有:震后两地日常社会友好行为均有所增多,但同时也都出现了盗窃、哄抢救灾物资、哄抬物价和破坏社会团结等社会不友好行为;在“信息交流与传播”方面,两地均存在较严重的散播地震谣言现象。但不同具体行为的发生程度,两地存在差异:(1)相较于青海灾区民众(56.4%),更多的陕西灾区民众(89.8%)认为其周围日常性社会友好行为比震前增多。(2)除哄抬物价的民众发现率陕西比青海高10%外,陕西灾区其他社会不友好行为的发现率均普遍比青海灾区低,其中以哄抢救灾物资最为明显(30.4%的受访民众认为存在),比青海(60.5%)低近30%。(二)两地民众认知地震灾害与其响应地震灾害的关系和差异主要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两地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如何影响其响应地震灾害能力/实况,进行了建模分析,研究显示:1、整体上:结构方程分析结果显示:民众认知综合变量与响应综合变量间的路径系数β(相当于相关系数或标准化回归系数)青海灾区为0.59,陕西灾区为0.47,均达到统计显著(p<0.05);表明两地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与其响应能力均显著正相关。而且,两地路径系数的差异也统计显著(p<0.05);表明:认知对响应的正向作用在青海灾区更大。2、不同“认知侧面”对“响应地震灾害”的作用大小不同:在青海和陕西两地,作用最大的均是人们的防震减灾技能掌握程度(青海灾区:β=0.48;陕西灾区:β=0.40),防震减灾态度(青海灾区:β=0.12;陕西灾区:β=0.07)和地震灾害知识了解程度(青海灾区:β=0.15;陕西灾区:β=0.12)的作用次之且大体相当,是否了解政府防震减灾工作、政策/对策对普通百姓的灾害响应影响相对最小,路径系数β未达到显著水平。3、不同“响应侧面”均受“认知灾害水平”影响,但在影响程度上两地存在差异:两地受影响最大的均是人们的避震逃生能力(青海灾区:β=0.53;陕西灾区:β=0.44),互助互救能力其次(青海灾区:β=0.30;陕西灾区:β=0.22),民众情绪控制与恢复所受影响相对较小(青海灾区:β=0.18;陕西灾区:β=0.20)。两地间差异主要体现在认知水平对避震逃生能力的影响上,虽然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对避震逃生的影响在两地都是排第一位的,但青海灾区民众的避震逃生能力受“认知灾害水平”的影响明显更大。(三)地震灾害认知和响应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两地间差异影响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根据数据和资料获取情况,本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类:民众人口统计学特点、当地信息基础设施情况、当地政府宣传教育与示范工作,以及宗教因素影响。通过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多元回归和相对权重等方法,统计分析了这些因素与认知及响应各变量/分变量(即:认知综合水平及其防震减灾态度、知识、技能以及政策4个侧面/分变量,响应综合能力及其避震逃生、互助互救及其信息情绪3个侧面/分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计算分析时,人口统计学因素以性别、受教育程度变量和职业变量代表,信息基础设施等硬环境(Hard environment)因素以知识信息渠道多样性变量代表,政府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和示范工作等软环境(Soft environment)因素以政府日常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变量代表;除性别和职业变量外,上述其它变量所代表的因素我们将其统称为区域性因素。根据数据资料获取情况,宗教因素/文化性因素则主要以地震超自然认识变量为代表。同时又通过实地访谈和文献档案资料分析,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或佐证。主要结论和认识如下:1、人口统计学因素。(1)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因素中,职业对民众认知水平与响应能力的影响最为关键,无论是青海灾区还是陕西灾区,民众从事职业声望越高,其认知综合水平与响应能力也就越高/越好;而且这种最关键或最主要的影响,在对民众地震灾害知识水平、防震减灾技能掌握程度和紧急避震逃生3个侧面上表现得最突出。(2)两地间差异主要体现在:(1)在陕西灾区,民众的认知综合水平和响应综合能力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好于女性);而这两种性别差异在青海地区不显著。(2)在青海灾区,防震减灾态度和互助互救情况存在职业差异,震后情绪控制与恢复情况存在受教育程度差异;但这些差异在陕西灾区均不显著。2、信息基础设施。(1)在青海和陕西两地,知识信息渠道多样性与民众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和响应能力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民众拥有的知识信息获取渠道越多,其地震灾害认知水平越高,地震灾害响应能力越好;两地知识信息获取渠道多样性变量与认知综合变量和响应综合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14-0.30之间(p<0.05)。进一步分析信息获取渠道多样性对7个不同认知与响应侧面的影响发现:信息渠道多样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认知中的知识、技能和响应中的避震逃生和互助互救这4个侧面”的影响上(2)两地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1)陕西灾区民众比青海灾区民众拥有更为多元化的知识和信息获取渠道,除“学生时代的课本课堂”这一传统渠道外,陕西民众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现代化渠道获取知识或信息的频度都远高于青海民众。(2)两地主要的知识信息获取渠道不同。陕西灾区,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政府宣传是当地民众获取防震减灾知识、获取震后地震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青海灾区,在获取防震减灾知识方面,“学生时代的课本课堂”是最主要渠道;在震后相关信息获取方面,青海灾区受访者通过各渠道获取信息的频度差异不大,且都较低。(3)两地民众对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相较于青海灾区民众,陕西灾区民众更加信任官方媒体和政府,更加不信任源于“陌生人”等弱关系社会网络的信息。3、政府宣传教育和示范。(1)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经政府宣传途径获取知识技能“很少”、“一般”和“很多”3类群体在认知综合变量和响应综合变量上的得分率上存在显著差异;获取“很多”者得分率最高,获取“一般”多者得分率其次,获取“很少”者得分率最低。表明:政府宣传教育和示范工作对两地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和响应能力提升均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2)两地差异体现在:相较于陕西灾区,青海灾区政府对于防震减灾宣教和示范工作强调不够、相关工作开展明显不足,对民众认知水平和响应能力的影响不足。4、宗教因素。宗教因素对青海灾区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存在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分别对应两种影响机制。(1)受藏传佛教影响,民众存在地震超自然认识倾向,且其信仰越虔诚,越倾向于把地震归结为神或者上天惩罚;而这种超自然认识,又与人们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和响应能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共同的藏传佛教信仰强化了民众对于“群体内”(In-group)(相同信仰者、特别是对宗教人士)的认同和信任,积累了重要的灾害应对资源。这种群体内的认同和信任,无论是在平时获取防震减灾知识,还是震时震后克服生产生活困难,亦或是情绪恢复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5、不同因素影响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水平/能力上的相互作用机制。人们的人口统计学特点、当地信息基础设施情况、当地政府宣传教育与示范工作,和宗教因素这四类因素中,人口统计学因素与其它三类因素之间可能存在或单向或双向的影响;三类非人口统计学因素之间,也可能彼此相互促进或制约;因而不同因素在影响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和响应中,彼此之间可能存在调节(或交互)效应、中介效应。而认知作为影响人们如何响应更为直接的因素(即“认识决定行动”),在上述四类因素影响人们的地震灾害响应中,可能存在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法和逐步检验法分别对上述假设中的调节(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具体结果如下:·人口统计学因素与其它三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1)受教育水平与民众地震超自然认识在影响民众地的震灾害认知水平中存在交互效应。即:民众受教育水平越高,民众地震超自然认识对民众地震灾害认知水平的负向影响越小;反之,人们越倾向于把地震归结为神或者上天惩罚,民众受教育水平对地震灾害认知水平的正向影响越小。(2)信息基础设施因素和政府宣传教育/示范工作在“人口统计学因素对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该机制在青海陕西两地的表现既有差异亦有相同点——相同点是:在青海和陕西两地,职业因素都会通过影响民众拥有的防震减灾知识信息获取渠道多样性来影响其地震灾害认知水平与响应能力;不同点是:在陕西灾区,受教育程度会通过影响民众拥有的防震减灾知识信息获取渠道多样性及接触/参与政府防震减灾宣传教育/示范工作机会,来影响人们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但是在青海灾区,受教育程度的这种影响路径/机制表现不显著。·三类非人口统计学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1)信息基础设施因素在“民众超自然认识对人们地震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即:民众拥有的获取地震灾害知识和信息渠道越多,地震超自然认识对地震灾害认知水平的负向影响越小。(2)政府宣传教育/示范工作和地震超自然认识对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影响路径/机制,彼此相互独立。(3)在陕西灾区,信息基础设施因素和政府宣传教育/示范工作两者,在对“民众认知地震灾害的影响”中存在交互效应(影响作用彼此强化),而这种交互效应在青海灾区不显著。·“人口统计学因素、信息渠道多样性、政府宣传教育/示范和宗教因素这4类因素”与“地震灾害认知因素”在影响民众地震灾害响应中的相互作用: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在“这4类因素影响人们的地震灾害响应”中存在中介效应。即:人口统计学因素、民众超自然地震认识、信息基础设施、以及政府宣传教育与示范工作这4大方面因素,都可以通过影响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进而影响人们的地震灾害响应能力。(四)两地民众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区域差异和文化差异以人口统计学因素、知识信息渠道多样性、政府宣传教育/示范工作、地震超自然认识(即认为地震是神或者上天对人的惩罚)为自变量,分别以各认知与响应变量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结合相对权重法分析各自变量对因变量贡献率的权重;借此进一步分析青海和陕西两地灾区各类因素影响民众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的机制,特别是其中的区域差异和文化差异。分析结果表明:1、青海灾区。(1)认知方面,整体上人口统计学因素的作用更大,且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和技能的影响上,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累计权重可分别达78.4%和52.0%;态度方面文化因素影响最大(权重为33.7%),职业和政府宣传的作用亦很明显;对政策的了解方面政府宣传作用居主导地位(52.6%)。(2)响应方面,整体而言信息渠道多样性作用突出,且主要体现在对避震逃生和互助互救的影响上,其中在互助互救上优势特别明显(46.2%);职业影响普遍,避震逃生、互助互救和信息情绪3方面的贡献在14%-27.5%之间;文化性因素(47.0%)和政府宣传(34.5%)对情绪反应与恢复的影响突出。2、陕西灾区。(1)认知方面,整体上人口统计学因素、信息渠道多样性和政府宣传教育与示范工作均有重要贡献;知识和政策2个方面,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影响最大,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两者累计权重达80.4%和67.0%;态度和技能侧面,政府宣传教育工作和知识信息渠道多样性分别居于主导地位,权重为69.1%和45.5%。(2)响应方面,知识信息渠道多样性和政府宣传教育/示范工作的影响居主导地位,且集中体现在避震逃生和互助互救2个方面上,两者累计权重高达90%以上。信息情绪中的职业因素影响突出,贡献可达69.7%。3、青海陕西两地差异。(1)青海陕西两地民众认识与响应地震灾害上的差异是两地间区域差异因素和文化差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域性因素中,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因素的优势地位明显,对认知各侧面两地差异的影响权重为27%-42%,对响应各侧面两地差异影响作用更大,其权重接近甚至超过50%。文化性因素对认知与响应不同侧面两地差异均有显著影响,其权重均在30%以上,其中,对防震减灾态度与震时震后“情绪反应与恢复”这2个侧面的影响作用尤为突出,权重分别为58.6%和44.3%。(2)无论是区域性因素还是文化性因素,他们对人们响应地震灾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影响人民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来实现的:在同时考虑区域性因素、文化性因素和综合认知变量3方面的响应回归模型中,青海陕西两地认知变量影响响应变量的贡献率权重分别为66.1%和79.9%;换句话说:无论是青海还是陕西,在所考察的影响人们响应地震灾害能力的5大类因素中(人口统计学、信息基础设施、政府宣传教育与示范、宗教因素、人们自身的地震灾害认知),有超过65%的影响直接来自于人们自身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因素。(五)提升两地民众认识地震灾害水平和响应地震灾害能力的对策建议基于上述结论和认识,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防震减灾工作建议:1、开展区域和文化针对性的地震灾害教育。(1)宣教内容应切实满足当地民众的需求,不能太过于专业化,培养防震减灾态度和传播知识技能并重。(2)加大紧急救护技能的培训力度。(3)青海灾区的地震灾害教育内容应与当地宗教文化氛围相适应。2、进一步拓展防震减灾知识和信息普及和传播渠道。(1)重视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新闻媒体作用。(2)充分发挥互联网新兴媒体作用。(3)青海灾区,应充分挖掘当地社会网络的作用。3、重视宗教资源在震后生产生活恢复及灾害心理干预中的作用。4、通过提高基础教育水平来提高民众学习防震减灾知识技能的能力和能动性,进而提高其防震减灾能力。5、加强针对不同职业群体的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工作,可开展针对农牧养殖业群体的专项工作,提升这类群体的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和响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