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帮助行为是指外表无害但在客观上对犯罪起到了促进作用的行为。不同于传统的中立帮助行为,药品犯罪由于其独特的经济犯罪属性,该领域内的中立帮助行为也具有较为鲜明的特征。即药品犯罪中的中立帮助行为指表面上是无害的、与药品犯罪无关的、不追求非法目的,但客观上为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等药品犯罪的实施起到促进作用的行为。药品犯罪中的中立帮助行为具有中立性、营利性、职业性的特点。从司法实践来看,该类行为主要包括物流仓储服务中的中立帮助行为、印刷装配服务中的中立帮助行为、金融服务中的中立帮助行为、网络宣传服务中的中立帮助行为四种类型。对于这些行为,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一些药品犯罪中的中立帮助行为可以通过共同犯罪的方式予以处理。然而,在司法裁判中,司法解释的这一规则并未得到良好适用。之所以出现这一困境,与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共同犯罪的构成特征以及共犯证明规则有密切关系。国内外刑法理论上有关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学说比较多,致使司法机关在面对中立帮助行为是否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解。而就共同犯罪的构成特征以及证明规则来看,从2001年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解释之第9条到《药品解释》第9条,司法解释对于药品犯罪中立帮助行为一贯保持从严处罚的导向,采“以共同犯罪论处”的处理路径,并没有要求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人与提供帮助的行为人具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而刑事立法与之不同,刑法第25条第1款对于共同犯罪的界定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对比药品犯罪中立帮助行为刑法评价的相关解释规则与实践处理的规范逻辑,当前解释规则的落实和司法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规制不足、规制不力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解释自身存在评价缺陷以及与总则共犯制度矛盾,导致司法人员产生了适用纠葛。基于上述分析,要解决中立帮助行为的司法认定困境,理论上应明确中立帮助行为具有可罚性,其中客观归责理论在判断可罚性问题上更具明确性、协调性、阶层性,能够与药品犯罪之刑事治理相适应。司法上应构建差异化主观明知证明规则,颁布指导性案例明确片面帮助犯的认定标准。立法上,在总则中增加片面帮助犯的有关规定或进行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通过立法、司法两个路径进行分析,从而实现对药品犯罪中的中立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在保护交易自由与保障药品安全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