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城市社会成为人类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起,族群成为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不同的族群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多元的文化,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协调成为都市中的首要问题。而族群冲突的原因除了政治、经济因素外,认同问题日益凸现。回族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都市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其传统的以寺坊为核心的聚落型态逐渐被打破;同时,对于具有同一信仰的城市回族来说,他们因为教育程度、经济能力、职业背景以及年龄的不同,产生了多元的利益诉求。那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回族如何保持族群认同?清真寺的存在有何意义?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项研究选取兰州市的清真寺为研究对象,尝试通过探讨清真寺与回族认同的关系,呈现出特定区域中回族的社会互动、伊斯兰宗教文化影响力的消长以及族群认同与边界变动等相关适应现象。在具体分析中,本文围绕着三个相互关联的线索而展开:(1)宗教层面:在文化多元的城市中,回族寺坊内部的宗教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那么,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将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又以什么为媒介来完成这一角色?在哲玛提边界逐渐模糊、丌放的情况下,回族如何实践自己对伊斯兰的信仰?他们对信仰有何新的解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他们回归信仰的原因、历程又是怎样的?(2)社区层面:城市社会高度的异质性、流动性导致了兰州哲玛提地缘边界的模糊化,但分散在城市中的回族仍然在清真寺实践着宗教仪式。那么,在仪式与寺组合的时空里,回族认同如何再现?仪式结束后的团结又如何保持、群体如何可能?在整体性的回族内部,是否存在边界?(3)组织层面:清真寺作为一种宗教组织,怎样关联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又如何整合回族个体的多元身份?带着这些思考,本项研究通过进行民族志描写、深入访谈、问卷调查,具体分析如下:(1)人类的偶然性、软弱性和缺乏性是宗教存在的原因所在。伊斯兰教对“前定”与“后世”的规定,能够让教众在面临把握不定的状态时,把现实的矛盾冲突转移到现实生活之外,从而获得一种支持、安慰和协调感。此外,共同的宗教信仰是群体凝聚力的来源。伊斯兰教是一个跨民族的宗教,尽管穆斯林内部存在教派的分化和利益之争,但在面对外界时,其“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理念得以彰显。(2)城市社会高度的异质性、流动性导致了兰州哲玛提地缘边界的模糊化,但基于相似的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旧有社交网络基础上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大部分回族仍然保留着“坊”的意识。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回族在一定的时间里和清真寺发生着互动,最主要的是仪式的参与,而正是在集体的共庆中,回族的认同意识得以凸显。这种认同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的渗入、通婚以及互惠中。如果说清真寺的实在性为穆斯林之间的交往提供了空间,那么,它的符号性则使回族社会的文化再生产得以进行,成为穆斯林共同体想象的空间。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群体的认同具有情境性。随着“他者”的变化,回族认同的范围也随之变化。在主流社会,“穆斯林”是一个具有强烈凝聚力的符号.而在回族社会内部,由于教派的分化、信仰程度的不同以及新老穆斯林之分,不同的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究其边界存在的原因,不乏宗教资源、象征权力、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族群认同既是情感一象征的,也是工具—经济的,我们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利益、竞争的分配和规则。(3)清真寺作为一种“物”,其在当代城市社会不仅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而且作为宗教组织发挥着中间组织的功能,关联着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但这种互动是由宗教精英来完成的。宗教精英能动性的强弱,导致了清真寺的沉浮,寺的沉浮连带地又牵动着教众的向心力,而教众对寺认同度的增强又是对宗教精英权力的认可,从而合法化了后者的权威。宗教与社会关联的另一个切入点就是对回族身份认同的探讨。正是由于回族个体对宗教的认同,使得他们倾向于选择“穆斯林”作为自我认同的定位。而对民族身份的选择,则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和工具理性。在对上述问题论述的基础上,本项研究认为,某个社会的文化象征图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作用。在城市社会,代表回族最鲜明的象征符号就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建筑——清真寺。它不仅是一座宗教建筑,也是伊斯兰信仰的象征和仪式操演、集体记忆传承的空间。而在群体成员按照一定的意义图式建构群体认同的同时,群体内部的符号边界也在不断生产和再现。可以说,在社会范畴化的基础上,回族群体在社会行动中通过清真寺的象征性、仪式的操演不断地表征和再生产自身的群体风格,对外表现出群体同质性;但基于不同的信仰理念、历史记忆以及对宗教资源的争夺,又存在内群分化,这些都是以清真寺为导引的。清真寺作为宗教组织,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不仅规范了回族个体对“我”以及所属民族的认同,而且这一认同结合中华民族的共同理念整合了其伊斯兰教信徒和社会公民身份的二重性,成为其生存意义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