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研究旨在阐明中国中老年人社会隔离对死亡风险的影响,并明晰抑郁症状、认知功能障碍在社会隔离和死亡风险关系链中的中介效应,进而对降低中国中老年人死亡风险提出相关建议。方法本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中201 1年、2013年以及2015年总共三期的纵向数据,结局变量死亡状况采用死亡登记信息来测度,抑郁变量通过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10,CES-D-10）进行测量,社会隔离变量由婚姻状况、组织参与、社会活动参与、与父母的交流情况以及与子女的交流情况5个指标得分相加,分数越高表示社会隔离程度越高。本研究对缺失数据采用多重填补法进行填补,采用了卡方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协变量纳入了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变量,吸烟史、饮酒史等健康行为变量,身体质量指数（BMI）、自评健康状况（SRH）、日常生活能力（ADL）以及是否患有慢病等健康状况变量等。建立边际结构模型（Marginal Structural Model,MSMs）分析社会隔离对中国中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并基于边际结构模型分析抑郁症状、认知功能障碍在社会隔离对中国中老年人死亡风险影响的中介效应,最后以性别、城乡和教育水平分层进一步分析社会隔离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以及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障碍在两者间的中介效应。结果随访结束时,总共有562人死亡,死亡率为3.8%,社会隔离组的死亡率为5.18%,非社会隔离组的死亡率为2.21%。男性、受教育水平较低、农村户口、未就业、孤独、抑郁、肥胖、日常生活能力较差以及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社会隔离水平较高,且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死亡人群中男性所占比例较高（57.47%）,多分布在农村地区（81.20%）,并且教育水平越低,死亡风险更高。MSMs的分析结果表明社会隔离会导致死亡风险的上升（OR=1.67,95%CI:1.15～2.42）,分别考虑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障碍在社会隔离和死亡风险之间的中介效应后,社会隔离与死亡风险依然显著相关（OR=1.37,95%CI:1.05～2.03）,并且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障碍在社会隔离和死亡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对性别分层后,社会隔离对死亡风险的影响在中老年男性人群中依然显著（OR=2.05,95%CI:1.25～3.35）,且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障碍在两者间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在中老年女性人群中不再显著（OR=1.20,95%CI:0.77～1.87）。在对城乡和教育水平分别进行分层后,社会隔离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仅在城市地区人群（OR=3.52,95%CI:1.38～9.02）以及中学及以上的教育水平人群（OR=2.73,95%CI:1.43～5.19）中显著,并且在两组人群中,仅抑郁症状在社会隔离和死亡风险之间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结论本文采用MSMS分析了中国中老年人社会隔离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以及抑郁症状、认知功能障碍在两者间的中介效应,发现社会隔离会导致中国中老年人死亡风险的上升,并且抑郁症状、认知功能障碍在两者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性别、城乡以及教育水平的分层分析结果表明,社会隔离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仅在男性、城市地区和中学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群中显著。因此建议应重点关注相应群体的中老年人,鼓励他们多与人交流,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团体活动,并提倡其子女多与父母沟通,进而改善其社会隔离现状,降低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中老年人的死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