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宜州处于岭南西部的中心地带,在封建帝国时代曾是连结西南的黔、滇与东南的粤、湘并沟通岭南内外的重要区域,自唐宋以来在南方边疆的文明化过程中处于重要位置,对岭南西部“蛮夷”地区的“剿”和“抚”——教化与羁縻是中央王朝治理宜州的主要策略。明清两朝在横贯宜州的下枧河—龙江流域的险要枢纽处,设有屯兵卫所,加紧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在中央朝廷镇压地方族群反抗、逐渐设立并巩固统治机构的同时,汉、苗、瑶等族群的移民由岭南东部、北部两个方向流入宜州。不同人群的交流及融合过程,也是地方文化观念与历史记忆不断形成的过程。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往往深远而不着痕迹,宜州民间社会对历史的淡忘、传统的丢失,并非肇始于现代,而是深层文化观念作用的结果；通过考察宜州民间社会的艺术及信仰仪式展演,仍然可以看出从上古时代儃递至今的信仰及仪式体系的运作,这一象征性体系是中央王朝与地方世界共同建构的整体性、包容性文明在岭南的具体组成部分。从国家大历史进程看宜州,这里的社会建构、历史记忆、信仰及民间艺术展演传统等,既有地方族群的文化特征,也有外来移民的文化特征,不同的文化在地方统治者与民众的历史记忆中构成混融的信仰传说与信仰对象——莫一大王与吴平大王,两者由外来的帝国权威性赋予不同程度的神力,由此也有着不同的命运。作为原住族群中的“地方权威”,在羁縻的中心与非中心地带,类似的地方神灵命运同中有异,但最后均超脱被帝国镇压导致的抗争失败,成为地方保护神。这一进入地方史志的民间传说在宜州及其西北面的天河以不同的模式流变,以宜州的中心庆远镇为中心,城北的会仙山因唐末道家隐士陆禹臣,成为地方世界与上天连接的地方,象征着外来文明的隐修者成为当地人吴生的传说转化为莫一大王神话母题的决定因素。这在本质上正构成了马歇尔·萨林斯所谓“外来者—王”跨越地方秩序而获得地方权力的历史结构,而获得外来者神力的“王”在这一地区最终没有成为统治者,而是以失败——成为地方保护神终结其神话,这正是“蛮夷”族群最终没有获得统治权的映射。宜州地区的“帝国化”过程,亦即由“异域”而“新疆”最终成为“旧疆”,由“化外之地”走向“化内之地”的历史中,帝国的知识与制度通过朝贡体制、科举制度、军事征服以及信仰与祭祀的国家化而逐步自上而下传播。民众在观念上接纳其中蕴含的“天下”观念体系,即是逐渐在历史实践中将帝国化的信仰与仪式纳入地方社会结构,将因帝国权力的到来而产生的冲突、矛盾、挫折及混乱的现实及记忆转化为超越世俗的信仰与传说的内容,继而逐渐将这些内容嵌入由地方仪式典籍及民间传说、歌谣构成的非官方“历史”中。从地方社会内部来看,民间信仰与艺术的仪式展演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这体现在社区的两个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群体节庆祭祀：家族共同体的清明节祭祀,家族外部村落共同体的春秋社日祭祀。清明祭祀和“做社”,一祈求家族繁衍,一以“春祈秋报”祈求丰产,“内”与“外”两个层面的年度公共仪式,共同确认着家族祖先神与地方保护神的神圣性,恰与封建帝国时代从帝王、贵族、士大夫到庶民的等级性社会中的“祭祖”和“祭社稷”之“朝圣”仪式共同构成由“上”而“下”勾连起国家等级性的信仰系统。其次,艺术与信仰仪式从其出现到整个发展过程中也具有某种同构性。传承民间知识与历史的地方精英、仪式专家同时往往也是山歌手。山歌以男女对唱的形式、男女结盟的展演、求爱连情的歌唱内容,以象征性的角色装扮,地构成地域之间以两性关系为纽带构成的社会基本关联；而清代传入宜州的桂剧与彩调两种戏剧形态,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兼具娱乐性与仪式性的装扮演出,帝国文明话语下的道德礼仪,以更复杂的形式与被纳入“天下”体系等级的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的。信仰展演中,女性仪式专家——娅禁、法童(乜麽)与男性仪式专家——道公、鬼师(麽公)分别以无文字与有文字、巫术信仰与地方化道教信仰两个维度共同连结起民间社会的信仰世界,与民间艺术展演同样是以两性亦即“人”连接起“天—地”亦即神圣与世俗的社会结构,其中女性在此艺术与信仰的整体性体系中既居于男性之下,但又具有超越性于其上的预言与通灵特质,这来自于其性别本身象征的地方的生命力和生殖力,女性作为婚姻中被“交换”的部分成为跨越地域、连接不同社区的纽带。由此,在宜州的地域社会中社区的年度祭祀、信仰与艺术的仪式展演、在“天下”观念逐渐散播的“文明化”过程中,可以看到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彼此连结。地方社会由男女两性、文化空间的内与外、地域等级的上与下、帝国辖域的中心与边缘从整体上构成地方社会的文化世界。从对宜州这一介于文化上的西南与东南地区的“中间圈”的中间地带的研究,表达的是岭南作为文化空间由“居”与“游”整合而成的一个历史个案——外来及本地民众从战乱、迁徙的不断流动中走向定居、融合的过程,亦即葛兰言所谓的自上古时代流传至今的节庆祭祀仪式中,社会共同体构成的过程。理解这样一个看似历史痕迹淡薄、文化特征模糊的地区的文明进程,对深入复杂社会认识“中间圈”的历史与现实有着重要意义。对这一地域个案探讨的深化,也将推动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汉族与少数民族聚居的岭南社区对理解宏观历史与文明所存在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