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视域下的能乐论研究”这一课题,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参照来关照日本能乐论的研究。本论通过运用中国古代阐释学和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试图勾勒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对汉文化的汲取与改造并最终形成本土文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的极为复杂的民族心态。将能乐论作为研究核心,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古典戏剧“能”为载体,采用考据的方法以追溯中日之间古典戏剧文化的渊源。　　 从日本对中国文字的受容为开端,曾积极地汲取中国文化的精髓,仅从文学影响关系一方面的例子就不胜枚举。以往国内学界多以日本汉学家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为对象,或以在日本文学中所涉及到的中国文学题材为对象来加以研究。所被关注的历史时期多集中在唐代,在资料的选取上多以当时的官方史料为依据。然而,无论从中日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来看,还是从日本接受舶来文化并自觉转化形成自己本民族的信仰认同、思维方式、审美习惯的速度与进程来看,日本中世文艺样式的凝定、文艺思想的形成是仰仗于儒释道思想的融会与贯通,特别是禅宗思想在此时期成为奠定日本民族文化性格的根底,这些又终究要归功于宋型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关于这一点,不仅在日益加深的中日学术交流中得到认同,甚至在民间也已达成一种共识。　　 本论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能乐论,是由日本著名表演艺术家、剧作家、理论家世阿弥(1364—1443)继承父亲观阿弥的艺术表演实践,总结完成的关乎“能”的一些列理论著作,《风姿花传》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部。这些论书最早是以秘传书的形式保存下来,是世阿弥为家系传授艺业而写作,为观世宗家和金春家私家秘藏,不为世人所知。在埋没了近五百余年后被重新发现,经日本能乐界的校勘、整理,集合出版了《世阿弥二十一部集》,其中的《风姿花传》被视作与李渔所撰《闲情偶寄》、王冀德所撰《曲律》、婆罗多牟尼所撰《舞论》可比肩的,具有东方特色的艺术理论著作在世界文学理论和戏剧理论界引起反响。伴随这些论集的相继问世,能乐论的翻译、译注及其与能乐相关的研究在欧美、韩国等国家盛行起来。而在我国,仅有一部世阿弥的能乐论著《风姿花传》被译,其它著述至今还未曾进入国人的视野。另外,在此领域的研究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成果寥寥,较为分散,不够深入。　　 本论文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之一是以对能乐论的解读为根本,有效地使读者最近距离地走进并真正了解“能”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舞台艺术。一改往昔仅在民族戏剧的视域下从舞台、道具、谣曲(剧本)等戏剧要素来加以考察,以外部的演出形式为着眼点,进行简单化地概括与总结的现状。笔者认为本着寻求本质的精神出发,破译“能”的美学要素,探求它生成、定着背后的文化意义,是使“能”这一舞台形式的研究得以深入下去的有效路径,而这一工作的完成需要得到同道学人的共同努力。因为纵观世阿弥的能乐论,其中所体现的思想意识与盛行在日本中世的歌论相当,深受中国儒释道精神的多重侵染,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影响——无论在促成“能”形成的历史阶段,还是在世阿弥写作能乐论书的室町时代都被宋代的禅学思想所浸淫。以往只冠以世阿弥以戏剧理论家、艺术家的称号,其实他本人与道元禅师、崎阳方秀禅师等人有过亲密的接触,他们都是习得儒家经典,尊崇程朱理学,精通释教佛理的僧侣。因此,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才能参透世阿弥能乐论中的思想与意义。　　 能乐论中所涉及的对象——“能”是日本中世最具代表性的艺能,它的产生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九世纪至十三世纪在日本盛行的叫做“猿乐”的杂艺,被普遍认为是“能”的起源。“猿乐”就是中国古代盛行的“散乐”传入日本,被日本化的一种杂艺。日后,脱胎于猿乐有两个分支,一支成为以歌舞为中心的抒情剧称作“能”,这一命名来自世阿弥。一支成为以科白为主的喜剧称作“狂言”,取自中国“狂言绮语”之意。“猿乐”这一名称在十九世纪被“能乐”的名称取代,“能乐”现在作为“能”与“狂言”的总称被使用。“能”与“狂言”在日本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能”中所体现出的幽玄美更加符合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成为日本中世文艺的一个典范。“能”摆脱猿乐(散乐)中的滑稽杂艺成分,成为人尽皆知、格调高雅的舞台艺术应该得益于表演艺术家、理论家世阿弥的功劳。“能”是能乐中的一个分支,“能”被包含在能乐中。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为纠正在学界普遍存在着的将“能”与能乐等同视之的错误认识。世阿弥的能乐论书在严格意义上应该称作“能”理论著书,在他的论书中几乎全部谈论“能”而没有涉及到狂言。小西甚一曾将世阿弥与“能”相关的十七部论书收入,命名为《世阿弥能乐论集》出版,因此本论文将世阿弥与“能”相关的论述称作“能乐论”。　　 本论文共二十余万字,包括绪论和主体四章节内容。第一章《追本溯源于起初——艺能的观念、形式与受容》。本章从界定“艺能”的观念与形式入手,从日本平安朝时代起至江户时代作为时间跨度,参照中日双方的研究成果,介绍日本传统的艺能形式,使之以在感性和学理两方面认知日本艺能的样式,原初的民族审美习惯。进而展开对能乐中先行艺能形式的介绍,包含有中国的艺术表演形式,特别是伎乐和舞乐作为专门的章节来介绍,因为这两种艺能形式对日本的民族艺术影响至深,从中可以透视在那个时代当中日本政府、民间对中国文化、是何等地珍爱。　　 第二章《竞尽其能始中世——关于“能”的确立与展开》。本章采用细读与描述双重并用的手法。从“中世”的主题入手,详述与“能”展开的时代因素与世阿弥本人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以盛行于中世时期具有代表性文艺样式为依托,详尽地展开在这特定历史时期的日本本土文化特征。在这一部分中针对日本中世的历史、文化、与“能”的形成进行全方位地展示,并将“能”的形态分析放置于整个大时代历史背景中加以展开,并系统论述。另外,对盛行于江户时代(1603—1868)由日本学者率先提出的“能”源于元曲说这一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出正反两方面的论说,并摆出其各自的观点,兼有中国学者的意见。　　 第三章《能乐传书谓终始——能乐论的解读与中国文艺思想》。本章采用阐释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学理上的研究从世阿弥论书的依次发现中展开。将包含在世阿弥之前与之后活跃在那个时代当中的艺术家们的介绍,以及对世阿弥二十一部理论著作进行全方位地系统性地阐释。对于能乐论书的解读其出发点是运用中国文论话语来阐释受其影响的日本古典文论(兼戏剧理论)中特定的理论范畴。同时,实证性的影响研究是在这一部分中着力体现的。例如在世阿弥能乐论中的汉文学用典,倾向于宋代禅宗思想等方面都是受中国影响的实证。继世阿弥之后有代表性的能乐论书还有女婿金春禅竹的《六轮一露》,在这一部分中加以介绍,以填补国内在此方面的空白。　　 第四章《钩沉探赜觅出典——“能”与中国元素》。本章是着眼考察在能乐中存在的“唐事物”,即是中国的题材的“能”。在现行大约二百五十多首谣曲中有近十分之一曲目的题材源自中国,在世阿弥的能乐论中被定义为“唐事物”。①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从世阿弥的能乐论中入手,围绕唐事物的数量、特征,唐事物的素材进行多方面的考察。　　 本论文的创新意义在于:　　 第一,“中国文化视域下的能乐论研究”这一课题的展开是第一次以中国文化背景为参照,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阐释日本的能乐论,力图填补中国学界对日本能乐深入系统研究的学术空白,研究成果具有领先性和前沿性的学术价值。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依据翔实的资料(其中多数资料源于笔者在日本学习期间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以能乐论为核心,通过能乐论中所涉及到的对象“能”来探寻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下,日本文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素。　　 第二,本文以日本能乐界推举的权威版本,由加藤周一与表章校对编辑的《世阿弥·禅竹》为底本,择取世阿弥能乐论书中的重要部分②,第一次将其译成中文,并按照所述内容的不同进行分类以介绍到国内。另外,也对世阿弥的女婿金春禅竹所作的一部重要能乐论书——《六轮一露之记》作了全文翻译,由此来进一步窥见日本能乐论书的传承及其整体风貌。　　 第三,在此课题展开之前所进行的先行研究调查中,对处于此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整体上地把握。绪论中所包含的国内研究现状、日本研究现状和海外研究现状三个部分,是针对在以往先行研究中涉及到的广度与深度和研究范式的不同所作以的客观性评析。特别是在日本研究现状这一部分里几乎囊括了日本在此领域自十七世纪以来最早的研究状况和直至当今日本能乐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充分展示了当今日本能乐界整体研究动向,为在此领域及相关领域从事研究者提供详尽可靠地参考。　　 第四,本论文在东方文论体系下首次选取了与日本连歌论、俳论并重,但长期未得到国内学界足够重视的能乐论为研究对象。作为个案研究,以回应曹顺庆教授等学者对东方文论的恳切关注。渴望在这片学术的处女地垦荒之后,有更多的学界同仁来此耕耘,并取得累累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