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在目的论框架下对StudyofSociology的两种中文译本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发现：首先、以目的论为基础的翻译策略在严复的翻译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翻译目的促使严复的译本采取一种“非正法”的总体翻译策略；而张洪辉和胡江波的现代译本，目的性不强，更偏重与原文本的对等，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其次、两个译本不同的翻译策略各自实现了自己的翻译目的。尽管两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偶有背离总体策略，但这种背离也是为了实现各自不同的翻译目的。第三、尽管从翻译史整体来看，“对等”的翻译策略占据了主体地位，但通过分别运用目的论的基本原则对两个译本进行研究后，本文认为尽管对等翻译在翻译实践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对于某些翻译来讲，目的论在文本翻译中具有决定翻译策略的重大作用，并且目的论为研究同一源语文本的不同译本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支撑。所以，在承认对等翻译策略的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否定目的论对广义上的文学翻译研究的适用性。 另外，对于StudyofSociology的两个汉译本而言，目的论可以解决对两种翻译策略的对立问题。本文认为，译本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之间并非纯粹对立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对立体现在二者之间的不相融合，统一主要源于二者都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 简言之，在目的论的框架下看两个译本翻译策略可以发现：目的论对两个译本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主要翻译策略与次要的翻译策略；而译本采用的所有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是对立统一的，翻译策略共同为译者的翻译目的服务。 论文最后指出，在利用目的论来探讨翻译策略的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目的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局限性。在中国翻译学术活动中，许多学者运用目的论来解释翻译史上名家的翻译风格，如严复的翻译风格。他们这种通过目的论来研究翻译史上的名家的翻译风格往往带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只注重名家的小部分翻译作品和翻译实践，这种研究如同“只见冰山的一角”是不能概括译者的整体翻译风格的，因而是不合适或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