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引入欧洲传媒政策研究的范畴和范式，在较为规范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框架中研究新加坡传媒政策的变化。用广义传媒政策的视角统合零散的事实。用传媒政策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描述变化的具体形态。系统总结新加坡传媒政策的发展演变，简要介绍有关传媒法规、标志性政策文件和发展计划以及政府推动的传媒实验等。分析特定时代传媒政策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政策特点和作用结果。探讨新加坡政府在传媒发展道路上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并引申至亚洲发展中国家在探索本国传媒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和困惑。 本文将新加坡传媒政策划分为三个层面：开始于1960年代严格的新闻管制政策、1980年代的传媒经济革新计划以及1990年代的互联网信息疏导政策。这三个层面历时出现，又共时共存，分别指向不同的核心公共利益，即稳固政权和统合社会、经济效益和带动创新，以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安全和发展机遇。传媒政策关注的核心利益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由此决定了特定时期内传媒政策的内容和特点。 新加坡传媒政策的形成和演变取决于特定的国情，同时也体现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点。传媒民主功能的缺失仍然是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民主实现形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传媒政策的立场和导向。本土文化是创新的源泉，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亟需对保护本土文化和开发本地智慧引起重视。 对于西方主导信息传播秩序，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刻意反抗和自觉效仿，目前转为理性的选择性的发展策略，即选择性地参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传播体系，有效加强本国技术和资本的转换。希望通过本文对传媒政策的总结和讨论，启发传媒政策在新时期做出有效的变化和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