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的诗坛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在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诗坛有两股力量值得注意。一是坚持保守诗歌形式的新形式主义。与其相对的是激进的语言诗派。语言诗是一场诗歌文体的革新运动,更是一场文化运动。通过破坏语言的常规表达方式,语言诗邀约读者参与诗歌意义的建构。语言诗人重视语言的过程,并重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对语言本身的体验,每首语言诗中的上下文很有可能是断裂的,常规的语言逻辑关系不复存在。语言诗人把语言诗看做和当代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并驾齐驱的思想文化运动。他们提出了很多的主张,这些主张除了有关文学创作以外,更多地探讨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诗是他们讨论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切入点,他们试图采用激进的语言形式和解构的方式参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语言诗的形式对理解语言诗至关重要。而实现其形式又是语言的表现所致。语言诗有着奇异的语言。先锋派诗歌传统对语言诗的语言影响很大。象征主义大师兰波不仅创作象征主义诗歌,还使用反象征手法,用超现实主义的做法记录精神活动,制造句与句之间的断裂,成为语言诗人模仿的对象。斯泰因使用语法变形、词汇重复、用代词代替名词等手法增强文本的不确定性,是语言诗人秉承的技艺。庞德使用意象叠加制造意合的效果,以及使用散文体做诗的方式消解诗歌与散文的二元对立,被语言诗人借用成为新句子的构成方式。祖科夫斯基客体诗重视语言的物质性,敦促读者正视诗歌中的语言并思考其价值,启发了语言诗人对语言本身物质性的重视。黑山派诗人重视语言的能量,诗中出现即兴插入的短语、诗人随时想到的词汇或符号,句子的完整性被打破,断裂的句子俯拾即是,诗歌文本成为一个能指滑向另一个能指的不断运动的过程。这些都是语言诗人继承的样本。语言诗是无所指的诗,盖因诗歌篇章没有整体的现实意义,有些语言符号也脱离了日常生活,成为仅有能指的符号。但是语言诗要求读者在有所指的语言部件上构建更高一级的所指,追寻诗歌的意义,因而它也是有所指的。语言诗一个重要的作诗方式是使用新句子。新句子是希利曼提出来的概念,一半的语言诗都使用新句子作诗。新句子的新,体现在它们孤立的看是有逻辑意义的句子或者子句,但是整体看,句子与句子之间存在断裂,句子与句子之间形成意合关系。读者需要将意合的语言重新填充,在三段论的指引下,将读者预期的意义建构起来。语言诗创作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拼贴。语言诗使用了激进的形式。传统诗歌讲究韵律和节奏,有了韵律诗和自由诗,但是语言诗在文体上抛弃了外在的韵律。文体形式上,语言诗与散文结合,与诗歌理论结合,与传记的界限模糊,诗歌文本与科学文本也有联姻。在语言上,程序写作是语言诗的重要特征。语言诗人预先设定限制性条件,然后用程序的方式满足这些条件形成诗歌文本。这样的文本有时只是为了形式而形式,读者可以感受到阅读乐趣,但是文本没有现实意义。拼贴的手法也是语言诗的重要手法。拼贴中,体现了很浓的互文性。各种拼贴的结果和程序写作的结果一样,制造的是有趣的文本,但是阅读难度亦增加。任意性与意识流也是语言诗人常用的手法。有的诗作以页面为框架做诗,有的如同意识流一样,句子之间存在断裂,这种手法创造的文本阅读难度巨大。程序写作、互文手法与拼贴、任意性写作与意识流三种作诗方式下,有着各种不同的具体写作方法和技巧,使语言诗成为巨大的语言试验场。语言诗人的这些对艺术形式的操作是对以内容为中心的诗歌写作的重要背离,尽管很多诗人说语言诗是有内容的。语言诗的诗歌形式通过几种写作方式得以实现,而形成的这些手段的具体方法中,语言的物质性本身受到极大的重视。语言诗的形式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一方面,语言诗直接表现了语言的陌生化问题,将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分开,另一方面,语言诗人又注重日常语言和陌生化语言之间的转化,对一旦形成传统的陌生化语言再次抛弃,另寻新的创新方式。此外,语言诗本身是语言本体论思想的证明。它们践行并探讨着语言游戏,验证了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观——意义即使用。在语言诗人看来,语言本身的运用,就是语言的意义,无需语言以外的内容。语言形式就是意义。“几维树上的几维鸟”就是语言本体思想的阐释文本。查尔斯·伯恩斯坦大量的诗歌创作都是以语言为中心,语言在文本的“舞台”上,展现各种语言形式。一首诗中统一的叙述声音确实消失,否则就是传统的可吸收的技巧；但是那些零散的、多声部的叙述依然是在一个意在展示语言自身力量的主题之下。而这恰恰也是伯恩斯坦语言本体论思想的体现。语言诗的语言形式具有政治意义的表达,激进的形式实际上也是反抗的方式,诗歌以形式反抗官方诗歌文化。女性主义诗人使用激进的形式,认为传统的诗歌话语是父权的,她们用新形式与男权反抗。非洲裔语言诗人把形式作为探索自身文化根基的武器,为黑人争取权益、为黑人身份的建构摇旗呐喊。还有一些语言诗人运用语言形式手段,质疑书写的历史的真实。无论哪个群体的语言诗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用新的语言形式手段推动建构多元文化的思想和社会。语言诗充满了悖论。语言诗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着脱节现象。很多诗人意在推崇诗歌的无所指和无意义,可是他们又总在对大众解释诗歌的意义。不同的语言诗人诗学观念不同,有些还很不一样,使得对语言诗的整体研究难以驾驭。语言诗人坚称要用语言改变世界,但是语言作为反抗的工具,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语言诗人过高估计了语言的功能,对于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改变世界的幻想,恐怕难以实现。要创造多样化的美国诗学,实现多元文化的梦想,是语言诗派的追求。但是语言诗人缺乏共同的宣言,所做的也只是通过语言形式上的革新以吸引读者的注意,使得语言这个武器的力量显得还是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