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和解是中国特有的一项纠纷解决制度,其在民事执行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与被寄予的期望均呈渐增之势。当下,中国学术界与法律实务界围绕着执行和解所形成的“执行和解否定论”“执行和解强化论”“执行和解改进论”三种认知倾向均未能从当事人纠纷解决的视角来展开其观点论述。从纠纷解决的视角观察执行和解首先应当认识到,纠纷的不断发生与不断解决是现实中的人们的生活的一部分,这既不可避免,也不能避免。现实中的人们在纠纷中的行为选择具有极大的丰富性,任何纠纷之解决均应当围绕着现实中的人、关注着现实中的人、以现实中的人为中心。执行和解的纠纷解决过程不仅特别地体现出了对人们在纠纷解决中的行为选择的包容性,而且在多个维度体现出了对当事人纠纷解决意愿的尊重,正视纠纷中的现实的人、尊重纠纷中的现实的人是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精神意蕴,执行和解是一种秉持生活立场的纠纷解决制度。这大体上就勾勒出了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思维基础。站在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思维基础上,就应当认识到,与现实中的人最密切相关的权利、经济、社会与伦理等主要生活领域都会在各自领域显示出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逻辑,这是由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思维基础推导而来的必然结果。现实中的人们的纠纷解决离不开对权利、经济、社会、伦理等主要生活领域的考量,现实中的人们也正是主要地以上述生活领域来构建自己的现实生活的。基于上述理由,应当避免以单一的理论逻辑来构建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研究框架,只有秉持多重理论逻辑的研究进路才能既符合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思维基础,也符合其作为纠纷解决制度的本质。具体而言,由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法律前提”“法律约束”“法律公正”与“法律融通”能够推导出执行和解是一种观照纠纷中的真实的个人,并包容与尊重纠纷中的真实的个人的纠纷解决意愿的制度,这就奠定了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思维基础。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权利逻辑展示的是其所蕴含的权利进路,实际上,就纠纷解决的制度来说,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权利逻辑也极具特色,即执行和解在纠纷解决中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权利克制性实现的思维、私权与公共利益调和的思维及保障申请执行人“核心权利”的思维,在这个基础上也自然引出了处于强制执行秩序中的执行和解的权利观变奏:由权利法定观到利益个殊观、由权利斗争观到权利合作观、由职权主义权利实现观到当事人主义权利实现观。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经济逻辑充分地体现在尊重当事人的效用选择与对权利实现成本的控制两个维度,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执行和解尊重社会福利的创造规律,后者既体现为执行和解对当事人的成本的控制,又体现为对执行法院的成本的控制,还体现为对外部性成本的控制。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社会逻辑是将其置于社会场景之下的逻辑,执行和解所体现出的是具有理性、自主性的社会主体在社会场景下对纠纷解决的自主性态度,这特别地体现在执行和解能够在社会主体的沟通与协商中实现社会关系的自治,并在最终的意义上实现共赢的社会效果与和谐的社会效果,借由执行和解社会主体展现出了对自身生活的社会秩序的追求、向往乃至形塑。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伦理逻辑主要体现在伦理基础与伦理价值两个维度,扬善与抑恶的伦理基础、诚实信用的伦理基础共同构成了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伦理基础,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伦理价值主要体现在:培育和彰显社会个体相互尊重与合作的精神、秉持和涵养社会个体宽容与克制的美德。基于上述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多重理论逻辑,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实践构建应当围绕着实践理念、实践观与实践理性原则来进行,权利本位的实践理念、人本性的实践理念与规范性的实践理念构成了其实践理念,权利的合意性实现是其实践观,保障执行权威、坚守契约精神、合作共赢、尊重法律常识则构成了其实践理性原则。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思维基础及其多重理论逻辑、实践构建也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执行和解的现实困境。以这样的进路来研究执行和解,既符合其纠纷解决制度的本质,也能够拓宽对执行和解的认知路径,不使执行和解因“中国独有”而变得“难以阐释”,这是全面、综合、立体地认知执行和解纠纷解决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