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化石能源燃烧是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最重要排放源,因此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转型是实现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危机的主要工具。《巴黎协定》认为本世纪末地表温升幅度相较工业化之前应控制在2℃以内（并以1.5℃以内为努力目标）,中国为此制定了明确的“3060”双碳目标。应对气候变化是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大事件,需要全球协同,但考虑到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基本原则。同时,低碳转型需要大规模投融资,金融部门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枢纽作用。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对能源转型的作用是必要的。以低碳转型为背景,本文提出一个新的修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RKC）假说,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先降低后升高,呈现“U”型趋势。另外,RKC假说进一步指出能源低碳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的必要条件,加速能源转型能提前碳达峰时间。基于这一发现,本文继续研究经济增长中金融发展以及金融发展中的错配现象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首先,基于主要国家的跨国面板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即金融发展不利于能源低碳转型。因此,当前模式下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导致碳排放增加,这一结论进一步得到中国长跨期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支持,这一发现凸显了低碳转型背景下改革金融发展模式,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性。然后,本文继续讨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错配现象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发现金融错配加剧了中国工业行业的能源强度,因为这种信贷歧视行为使高污染重工业行业以较低利率获取大量信贷。而重工业行业普遍是高能耗行业,其获取的信贷越多则工业部门整体的能源强度越高。概括来说,本文总体按照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与碳峰值关系,金融发展与能源低碳转型关系,以及金融错配现象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这一递进逻辑关系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能源转型一般规律及其与碳排放的动态关系。实现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转型,是缓解气候变化的最主要方式。本文发现,以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RER）衡量的能源消费结构,其变化趋势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截然相反,前者不断下降而后者逐步提高。基于这一现象,本文提出了一个修正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RKC）假说,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先降低后升高,具有“U”型趋势。这一发现十分重要,说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呈现显著异质性,因此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能源转型责任。更重要的是,能源转型往往早于碳排放峰值出现,是实现碳达峰的必要条件。根据能源转型的“U”型曲线,可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规模效应阶段、结构效应阶段和技术效应阶段。结合文献分析,本文进一步指出,在结构效应阶段发挥“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优势,制定适宜政策推动可再生能源消费,早日实现能源低碳转型,不仅能够加速碳达峰同时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金融发展与能源转型的关系。金融发展系列理论的主旨是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在修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RKC）假说基础上,基于跨国面板的实证检验表明金融发展显著影响能源消费结构,降低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不利于能源清洁化、低碳化转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金融发展未能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但显著提高了能源强度,这是其负向影响能源低碳转型的内在逻辑。这一结果表明,目前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主要作用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但未充分考虑环境效益。本文的结论并非否定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而是强调低碳转型需要当下的金融发展模式做出变革,金融机构对融资项目授信过程中应将环境保护纳入考核,亦即朝向绿色金融转型。第三,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中国目前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面临巨大减排压力。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提高国家自主减排贡献,制定碳减排“3060”目标,因此评估中国碳达峰时间以及金融发展的影响显得十分重要。本文进一步使用中国长跨期时间序列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在考虑能源消费结构情况下,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人均碳排放水平。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正处于平滑的结构效应阶段,适宜的能源政策十分关键,能加速能源低碳转型与碳达峰节点。本章的发现进一步说明,当前的金融发展模式忽略了环境效益,绿色金融是未来的变革方向。第四,金融错配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鉴于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资源错配现象,因此金融资源的错配也会对能源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前文已经证明金融发展对能源低碳转型具有负向作用,本章从金融错配角度继续探究其阻碍能源转型的内在原因。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四部门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发现金融错配导致单位工业增加值所消费的能源强度升高。这种信贷歧视现象,使高能耗的重工业部门以较低利率获取大量信贷,而利率水平越低则该行业的能源强度越高,因此高污染的重工业部门能耗强度更高,并且拉高了工业整体的能耗水平和排放水平。同时,就业水平对能源强度具有调节效应。总结起来,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存在边际贡献:首先,本文通过观察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迥异的能源转型趋势,提出一个新的修正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RKC）假说,是对经典EKC假说的进一步拓展。本文第一次使用RKC假说揭示了经济发展中能源低碳转型的一般规律,为各个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能源转型责任提供了依据,并证明了能源转型与碳达峰的动态关系。其次,发现金融发展不利于能源低碳转型,需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大量能源经济学文献研究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但少有涉及金融发展对能源转型的影响。本文利用OECD国家数据首次发现了金融发展对能源转型的负向影响,说明目前的金融发展模式未充分考虑环境效益,因此金融机构在授信过程中应更多评估融资项目的环境效应。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才能发挥好金融部门在能源低碳转型以及缓解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引导、支撑作用。再次,证明金融错配现象是金融发展不利于能源转型的内在因素。资源错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被广泛讨论,本文首次讨论了金融错配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金融错配不仅降低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而且导致能源强度升高,加剧环境质量恶化。这一发现对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绿色金融,保证实现“3060”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