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章益、陈高慵、樊仲云、萨孟武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由此引发了一场为时一年多的关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又一次讨论。这次讨论既是对当时学术环境的反思，又有着复杂的政治色彩。 首先，这次讨论是五四以来东西文化讨论的延伸和继续。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西学传播的愈演愈烈导致了中国思想界的茫然和徘徊，30年代的民族危机更是加剧了思想混乱的局面，导致了国人崇洋媚外心态的产生。十教授发表的宣言正是针对当时学术危机的反思。这场讨论在当时影响颇大，引起了思想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各大报刊发表了文章对宣言予以支持，学者们围绕着宣言或阐发、补充，或批评、质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讨论中，学者们就文化本质的界定、中西文化优劣的比较、中国本位的概念、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全盘西化的检讨、中国文化的出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把这场讨论放到百年文化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同五四东西方文化论战相比较，此前的一些文化建设理论和观点在这次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文化建设模式也更加多样，同时这次讨论的一些观点也为后来的文化讨论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思路。但是这次讨论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比如十教授提出的“中国本位”的概念过于含糊，学者们无法准确掌握其具体内涵，导致讨论虽然激烈而没有统一认识，直接影响后期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具体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从整体上看，众多学者提出的观点和措施过于空洞、宏观，缺乏具体详细的阐述，缺乏可操作性。 与历次论战不同，这场讨论跟政治有着微妙的关系。无论从宣言还是十教授所发表的文章内容上看，与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多有契合之处，而且十教授中王新命和黄文山在CC系的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中还担任候补理事的职位。文建协会和一些致力于党务的人在此次文化讨论中的活跃不得不让众多学者对此次运动的性质有所怀疑。 本文试图从学术环境和政治双重角度对中国本位文化运动的背景进行全面分析，同时从东西文化对比和文化建设模式两个角度对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的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并与80年代文化热比较，明晰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