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艺术观念的演进呈现出两种不同趋势：不断纯化和不断综合。在此过程中,追寻自律性的现代艺术分别从形式和内涵两个方面确证自身。形式方面,1747年,巴托在《论美的艺术界限与共性原理》中,将绘画、雕塑、音乐、诗歌、舞蹈五种艺术命名为“美的”艺术。“美的艺术”的概念随之出现,这标志着现代艺术在形式上的确立。内涵方面,1790年,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通过对鉴赏判断的“质”的分析,确立了鉴赏判断的经验性质和美的形式特征：美不关涉认知、伦理,仅在于对象的形式表象给主体的精神带来愉悦。与美的理想、天才相关的审美由此成为现代艺术的构成性原则,一种超凡脱俗的审美伦理也同时形成。在康德的纯粹美思想之外,仍存在着如下事实,即现代艺术以种种不同方式指向理性。这一现实已反映在康德关于美的思想中,如美由纯粹形式过渡为道德的象征。康德关于自由人格的思想曾对席勒产生很大影响。但席勒通过艺术和美感教育,克服了康德美学中自由人格的先验性与抽象性的局限,由此完成了审美作为现代艺术构成性原则的理论论证工作。唯美主义对现代艺术的内涵作了进一步拓展。一般认为,作为文艺批评的唯美主义主要体现在戈蒂叶、佩特、王尔德等人“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活动和追求纯粹美的精神世界中。但是,唯美主义还体现在惠斯勒、王尔德、西蒙斯等人追求生活艺术化、美化等“为生活而艺术”的社会实践行为上。美的艺术开始被西方知识分子视为解放和超越的途径。一种以独立、超然艺术为基础的审美化生存原则逐渐冲出艺术的象牙塔,它高举着一面审美伦理的大旗,对世俗社会进行抗议和批判。艺术和美在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具有终极意义,他们的审美化生存思想对人类精神世界影响深远。在尼采看来,生命活动本身就是最真实的存在,超感性的生命是不存在的；强健感性生命的最高追求是自在的生命,而自在生命的本源即在生命自身之中,且自在生命就是艺术。尼采坚信艺术是生命的本来使命,是人所固有的形而上活动。海德格尔从“此在”出发探索“存在”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就是显隐一体的存在本身由隐入显的运作；真理就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艺术则是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是发生在艺术作品中的世界和大地的冲突。艺术、艺术品在本源上与存在归于一体。经过尼采与海德格尔思想的洗礼,审美即由艺术家的职业伦理,演化成具有本体意义的、个体乃至人类的生存原则。以艺术独立为基础的审美化生存原则,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中演化为具有批判性质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一系列灾难性事件的影响下,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主要通过回归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传统,以及对弗洛伊德心理学和人类学思想的创造性发挥,对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在他们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以技术异化和社会异化两种方式消灭个体,个体与社会的冲突构成西方社会的主要冲突,个体启蒙遂取代阶级启蒙而成为社会革命的最根本前提。马尔库塞认为,被“异化”社会所否定的人的潜能,只能以“异在”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异在”形式就是艺术；“异在”的艺术通过特定形式构建自己的世界,展开对“异化”社会的否定和批判,它代表着所有革命的终极目标,即追求个体的自由和幸福；现代技术理性条件下的异化社会和大众,只有凭此艺术才能从根本上被拯救,艺术在此终极目标和意义上获得了合法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大众文化的兴盛和法兰克福学派影响力的减弱,以艺术独立为基础的审美开始指向人类自由状态的所有方面,不仅存在着美的艺术、美的人格,而且存在着美的制度、美的环境和美的日常生活等。如詹姆逊努力寻找的是,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叙事“文本”中蕴含的、政治视角下的意识形态因素。詹姆逊认为政治视角构成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在福柯的主张下,伦理审美化倾向在文艺、文化批评领域迅速传播开来,并产生深远影响。而在以利奥塔为代表的某些思想家看来,审美化倾向构成道德的根本,审美化倾向弥漫于包括道德在内的后现代社会的多个角落。现代性是一项未竟工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既要否定精英式面具下的虚伪行为,也要提防感性化颂歌中的欲望化倾向,谨慎对待包括艺术和美在内的一切现象及其表现。总之,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想史上,经过不同艺术家和美学家阐释,审美由艺术欣赏原则演化为艺术构成的一般原则,进一步成为部分艺术家和美学家逃避和抗拒社会庸俗现象的职业伦理、个体乃至人类生存的普遍伦理,后又成为部分美学家、艺术家据以批判“异化”社会和个体的意识形态,最终演化为后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它与当代人的日常生活等相结合,成为抗拒庸俗物化倾向并指引人类心灵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