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作为世界性的潮流,我们是否能够引进?它是否能和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主要是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洽相融?对此,不少人还存在疑问。所以笔者认为,澄清这个问题很有必要。　从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司法独立有其逻辑的必然性。这必然性可以从两个层面得到阐述:在微观层面,在司法体制内表现为履行纠纷解决职能的司法方式在历史发展中一步步壮大。人们最初认识到只有“两造平等,法官居中裁断”的程序公正才能产生公正的裁判。出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人们不断扩大这一纷纷解决方式的适用范围。一开始它仅存在于一些民事案件和弹劾式刑事案件中。在刑事追诉权由国家担当的情况下,人们致力于营造被告人和检控机关之间平等的关系,并赋予法院超国家的仲裁人地位。这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几乎同时,在国王们的权力式微以来,国家不再神圣,国家机关也成为一方当事人,这就使司法方式被应用于解决公民与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争端。司法审查产生以来,司法方式更蔓延到公民与国家立法机关之间。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司法方式壮大产生的社会公正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回应,并赋予其更强大的生命力。　在宏观层面,在司法体制外,也就是在政治体制层面,司法权力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反复调适,才找到它今天的定位。在绝对君主权力时代,一元化的政治权力不容许独立的司法权力存在。从政治权力的本性而言,它是倾向于专制的。希腊民主和英伦的议会主权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特例,决非一般。英国人从限制王权出发,逐步分化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孟德斯鸠归纳出的“三权分立”。美利坚民族在得天独厚的历史机缘中得以按照这种理论来构建他们的政治体制。英国人要限制王权,美国人要限制的是任何绝对权力,不管它是冠以“君主”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