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全面否定，与之相应的“文革”文学也在极度的荣耀与辉煌之后，被彻底封杀，以致有人激进地宣称“文革”无文学。当然，这种依恃“文革”经历的特殊心境对“文革”文学的情感裁定，并不符合“文革”文学在时代生活、理论倡导、作家才能等各种因素催育之下曾“空前繁荣”的基本事实。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对其在文学家族中的合法身份与地位进行确证，如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就提出了为之回归的基本框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随后提出了一个基本尺度“战争文化心理”……遵循这种思路，本文将在有限的篇幅内，以其中的一翼——“文革”农村小说为对象，以“文学—文化”批评为基本方法，切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所垄断的文学场域，考察它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进行的精神选择： 对50-70年代各种政治运动进行直接的文学包装，恐怕是“文革”农村小说最大的取材之道。借用这些政治运动称谓，它们可大致被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且都从各个角度对“继续革命”进行呼应：“农业合作化”小说通过对“合作化”运动照应时势的改造，为的是替“继续革命”寻找一种可靠的历史依据；“反右倾”小说所设计的反右倾行动，为“继续革命”在农村得以合法推行提供了一个当下策略；“社会主义教育”小说所倡导的“四清”则为“继续革命”奠定了深厚的思想与阶级基础；“农业学大寨”小说中既“抓革命”又“促生产”，当之无愧地成为“继续革命”的示范典型。 在中国文学史上，农民形象丰富多彩，“文革”农村小说对此的拍摄与剪辑也煞费苦心：首先，是那些在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下，把广大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层干部典型——“社会主义带头人”；其次是那些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对领袖感恩戴德，一切革命行动以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准则且高擎社会主义大旗的广大贫下中农；再次是那些处于圣者与贱者之间，“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且以“自私自利是精明，损人利己是能干，见风使舵是活络”为自己标签的富裕中农；最次是那些在表面上伪装老实，骨子里却“亡我之心不死”，一俟机会，就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甚至与国内外反动派勾结，阴险而又狡诈的地主——他们从主体高度倾情演出了“继续革命”的全部内涵。 价值取向一直是“文革”农村小说的中心视点之一。对“封建迷信，资本主义倾 向，修正主义’的“阶级理性批判”，由“贫下中农直接对土地的渴望，知青在农村 的成长历程，新一代贫下中农的转型”所体现出来的“恋土情结”，以“阶级斗争” 方式，通过“集体化”途径，直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 的“长征之旅”， 共同构成了“文革”农村小说自我标榜的价值景观。 “文革”农村小说对“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探索，是通过对如下几种女性命运 进行观照而实现的；首先，从己经没落的地主、富农阶级的家庭角度，从人格萎缩，二 婚姻受害，‘侦节”问题，生育观念等对饱受封建伦理道德摧残的女性命运进行钩沉； 其次，是对那些在万恶的旧社会熬过，但在新社会，由于党的领导，由于火热的阶级 斗争，终于使她们找到了多衅命运的方向并获得真正新生的妇女们；再次，是一批长 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她们“家庭出身好，文化程度高，又有丰富的斗争实践经验”， 因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 在以创作对上述观点进行充分印证的“文革”农村JJ、说作者中，浩然无疑是最典 型的；其中，尤以农村题材三部曲《艳阳天》《金光大道》《百花）ti》最为著名。本文 以之为个案，从主题演进、英雄典型的虚化以及农民文化价值的时代选择等三个方面 对它们进行初步尝试。 总之，“文革”拙寸小说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宏大叙事，断然地拒绝了‘十七年” 人 村小说的精神延续，又为新时期例个］、说的意识反拨准备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艺术条件，并 由此“扩大”为‘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相措讨妾却又永远也抹不去的一道深深的折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