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风险往往不在于风险自身,而是人们对于风险的无意识和无准备。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与各种社会风险共存共舞的阶段,因此,通过社会预警活动对社会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展开超前性认识,构成了当前哲学认识论,尤其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社会预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认识活动,它是人类社会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态的反思性认识,是人类追求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本质性活动。人类实践活动中实践预期与实践结果始终存在着一致与冲突两种可能性,而正是后一种可能性构成了社会风险的存在论之基。社会预警就是通过识别、分析、预测、监测、评估和反馈等一系列认知环节对这一社会风险所展开的超前性认识活动。这一认识活动的特殊性表现为时间向度上的超前性,价值向度上的批判性,认识过程上的复杂性,认识结果上的客观性;这一认识活动的根本功能在于通过划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边界,并对其逼近这一边界的可能性和程度进行评估和预测,并以警报的形式反馈给社会,以更好地规范和引导社会良性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功能的实现包含着社会现象的认识与评价、社会实践的规范和引导、社会系统的优化与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四个基本层次。从社会预警活动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不同时代的社会预警活动映现着不同时代人们的生产方式、活动方式、世界观、认知能力、思维方式等等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因素塑造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预警活动的独特历史样式。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更多依赖于人们的感性想象能力,形成一种带有浓烈神秘色彩的神灵性预警方式,主要包括通过神话传说进行的社会预警、通过占卜进行的社会预警以及通过宗教禁忌进行的社会预警;农业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主要依赖于人们的直观经验能力,形成了通过自然经验进行的“天人感应”式社会预警,以及通过社会历史经验进行的“史鉴”式社会预警;工业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进入了科学化发展的阶段,伴随着理性的觉醒形成了理性思辨式的社会预警,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形成了实证科学式的社会预警;信息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主要是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而形成的数字化社会预警,具体表现为运用计算机仿真模型和大数据处理技术展开的社会预警活动。从社会预警活动的内在结构来看,社会预警系统就是社会预警主体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以及各种物质的、理论的中介工具作用于社会预警客体的动态的认知活动系统。社会预警主体是处在一定历史发展时期、一定社会关系当中的有着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现实的人以及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社会预警的客体是社会存在与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风险;社会预警的中介是被社会预警主体用来对社会预警客体进行识别、评估、监测并发出警报的各种认识工具、手段和方法构成的集合。从社会预警活动的现实发生来看,社会预警活动现实发生的前提既不是某种作为最高存在者的“实体”,也不是意识范围内的某个最高范畴,而是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认识活动是一个由多种相互关联的认知环节逐步展开的过程,主要包括发现和辨识各种警兆、明确和判定具体警情、反思和探寻深层警源、划定和确认明确警限、预测和监测动态警势、评估和划分不同警级、反馈和发布梯级警报、决策和生成对应预控方案等具体认知环节。并且在这些认知环节在展开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社会预警主体的有限性与社会预警客体的复杂性问题,社会预警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反射性问题,社会预警中的“偶然性”与“自风险性”问题,社会预警活动中关涉的正义问题,社会预警中警报信息社会化面临的信任问题等等。超越社会预警现实发生过程中的认知难题,科学推进社会预警活动既需要完善原有的方法,也需要探索新的方法,但无论是原有方法的改善还是新方法的发现都应该遵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本着“如何做到更科学地社会预警”这一总体目标,这一方法论原则至少应该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时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事实性研究、价值性研究与实践性研究相结合的原则等。运用业已获得的社会预警的理论认识来反观当前中国社会预警发生的独特境遇,是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重要环节。这就需要呈现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揭示其历史进步与现实问题,最后探索其未来发展的对策与方案,以期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推进社会预警理论研究,并为实践方向提供规范与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