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预告关注公司未来的盈余状况,披露的信息具有一定的预测性,需要管理层的主观判断,因而很容易受人为操纵。业绩预告的主体是上市公司,实际操控者是管理层,管理层的特征和意图对业绩预告的质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股东拥有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管理层拥有上市公司的经营权,股东与管理层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理论上,管理层应当在股东的授权范围内为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行使职权。但实践中,管理层都有自利的一面,他们也想要追求可能有悖于股东利益的自利目标。同时,由于管理层具有职位优势,他们拥有比股东更多的公司信息,这就为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创造了条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本是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同时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措施。然而,一旦管理层想要实现某种自利目的时,很有可能通过操纵信息披露,降低信息披露的质量来掩盖自己的行为。这时,信息披露不仅不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反而还会加深信息不对称,成为信息欺诈、侵占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工具。管理层持股是缓解委托代理冲突的重要手段之一。管理层持股使管理层与股东以及上市公司整体的利益趋于一致。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是否会操纵业绩预告信息披露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管理层持股的治理效应,然后从业绩预告的角度来实证检验管理层持股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的影响。在分析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和回顾总结国内外关于管理层持股和业绩预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序次logistic和非线性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2010-2012年度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持股情况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最终,得到较为可靠的研究结论。在结构安排上,本文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以及预期贡献。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对近年来中外文献中关于管理层持股和业绩预告方面的相关研究,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进行梳理和总结。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在介绍委托代理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市场上管理层持股与业绩预告披露方面的制度背景与现实情况进行分析与阐释,然后得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根据研究假设构建研究模型,并介绍相关变量的选取与计量以及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来源。第五部分是实证检验与分析,应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管理层持股的情况对公司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准确度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并将对业绩预告中披露的消息类型进行分类,研究在消息类型不同时,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第六部分是对实证检验结果的总结,同时从整体上剖析了本文存在的不足,相应地提出未来可行的研究方向。通过分析认为,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质量从数量特征方面来看可分为精确性和准确性。首先,从业绩预告的精确性来看,不管业绩预告中披露的消息类型是好还是坏,相比于管理层不持股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的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的精确性变得更高的可能性更大。同样地,从业绩预告的准确性来看,不管业绩预告中披露的消息类型是好还是坏,相比于管理层不持股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的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的预告偏差更小,预告准确性更高。这表明,相比于管理层不持股,管理层持股具有一定的积极治理效应。其次,在管理层持股的情况下,管理层持股比例的高低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业绩预告准确性的影响上。总的来说,管理层持股比例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是一种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时,业绩预告的准确性随持股比例的提高而提高；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达到很高,以至于能够对上市公司绝对控股时,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则随持股比例的上升反而下降。这表明管理层持股过高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总的来说,管理层持股确有激励效应,能够促使管理层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但这种正面的效应仅限于持股水平较低时,一旦管理层持股过高,即管理层完全掌控了公司的投票权,那么信息披露则成为了管理层操纵公司、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为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保证信息披露的质量,特别是业绩预告这种易受人为操纵的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在公司内部有必要实施适当的管理层股权激励,但应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以保持合理的股权结构,避免管理层独占鳌头。同时,证券监管机构也应该进行适当的干预,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督和检查,并且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惩治措施。本文期望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贡献：(1)从业绩预告的角度来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由于外部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完全掌握上市公司的所有信息,因此,通常对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业绩预告作为公司信息披露的一个特定方面,其披露形式的不同代表不同的精确性,同时对于预告的净利润在年度报告发布后能够得到检验,以判断预告的准确性,因此从这两方面来衡量业绩预告的质量则相对简单易行。(2)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来分析管理层持股的效应,不仅考虑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同时还考虑股权高度集中于管理层时,管理层作为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因此,管理层持股的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则更为复杂,表现为非线性关系。本文分别对管理层持股的效应进行了序次logistic回归和二次多元回归分析,最终得到较为可靠的经验证据。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我国管理层持股来源较为复杂,同时,在股权激励期间管理层虽未实际取得股权,但也有激励作用。因此,本文以所有董事、监事和高管持有的现股总数作为研究对象,使得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降低。另一方面,本文仅选取首次业绩预告作为研究样本,没有考虑后期对业绩预告的修正,这也会对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造成限制。基于这些不足,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和创新。第一,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的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细致的研究。对管理层范围的界定应更加合理和适当,以便更准确的反映管理层持股或者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第二,对业绩预告进行更全面、系统的研究。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体现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也是反映业绩预告质量的一个方面,后续的研究可以注重对业绩预告及时性的考察。另外,对业绩预告进行的修正也体现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一种策略,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