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时期西欧明显的多极社会特征相比,中华帝国的单极社会里中央集权的周期性崩塌-修复循环是主要特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治乱循环的重要特征,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文化创新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一般说来,王朝后期地方权力的增强是王朝最终覆灭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地方分权的形成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垮塌,同时军队的规模经济效应又促使新的中央集权形成。本文以多代理人道德风险模型具体分析从王朝初期的强大中央集权制（阶梯工资制）在王朝后期地方势力增强（分享税收制）的具体转变。本文认为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土地兼并、腐败和赋税等因素严重打击了脆弱的小农经济,供给了流民和佃农这两个新生的社会阶层,为地方分权奠定基础。农民战争和游牧民族侵略等因素又提高了地方代理人的系统性风险,提供了中央代理人必须以分享税收为条件激励地方势力提供高努力的多代理人道德风险模型,至此地方分权正式形成。在此基础上,本文收集了 221BC-1911AD约200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构造LPM、Probit和Tobit计量模型,结果显示农民战争对于地方分权的形成有显著正效应。总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脆弱和不稳定性是中央集权不稳定性的内在根源。对于平衡地方分权的优势和劣势,本文提供了以下政策建议:1.增加省级行政区划个数;2.减少行政区划层级;3.逐步将地方干部的人事任命体制法治化;4.建立全方位的体系化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