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国家公园的建设践行“生态保护第一”的原则,另一方面,在我国国情下,农户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利益参与者与关键部分,具有强烈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需求,国家公园建设与农户生产生活紧密依存。如何实现国家公园“最严格的保护”和农户增收协调,成为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国家公园的建设通过生态保护措施限制资源开采利用、引导产业发展转型与执行生态补偿政策,改变了农户生产生活的政策环境与生计资本,促使农户调整生计策略,重新配置生产要素,对农户收入产生了多维的影响。现有对国家公园建设与农户收入问题的研究均倾向的得出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的单向影响结果,且多着眼于如生态旅游等具体单一的政策,缺乏对国家公园建设于农户收入的综合性关系的系统性探究,导致现有研究结果不统一,未形成具有普世性的规律指导实践。本研究对国家公园建设如何影响区内及周边农户收入进行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从机理层面剖析国家公园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与路径。本研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研究区武夷山国家公园同时具备文化与产业双遗产,涵盖不同经济水平区域,其选取进一步拓展了国家公园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在学术贡献上拓展了农户收入研究的细分领域。针对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研究结果具有全国推广性的泛化的价值,为完善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对策建议,是对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探索。本研究主要采用可持续生计理论与农户模型理论,结合外部性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国家公园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采用中介效应分析、DID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分析等方法对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在界定相关概念和综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影响识别（国家公园建设下农户收入产生了什么变化）、影响生成机理分析（国家公园建设怎样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影响优化措施及其成效分析（国家公园建设如何对农户收入产生更好的影响）的逻辑框架;从农户收入、国家公园建设政策和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角度识别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与过程,并以数量化分析方法测度影响及影响过程。通过研究,本文得出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对区内及周边农户收入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中生态保护政策主要对农户收入具有负向响应,而发展引导政策与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对区内与周边农户产生的影响不同,整体来说,国家公园的建设对于国家公园区内农户收入的正向影响高于对周边农户的正向影响,这与调研时发现区内农户人均收入远高于周边农户的现象一致。负向影响体现在生态保护政策对于农户自然资本、人力资本、毛竹生产行为的限制,进而限制农户的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国家公园建设对于区内及周边农户的负向影响表现较为一致。正向影响体现在生态补偿政策提升农户金融资本并增加农户转移性收入,特许经营管理等发展引导政策对于农户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影响,促进了农户的非农就业,进而提升农户的工资性收入,正向影响对于区内农户的影响力度高于周边农户。具体说明如下:（1）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收入影响与地域有关,对区内呈正面影响,而对周边农户呈一定负面影响;（2）国家公园对农户收入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影响通过不同政策的实施产生;对于区内与周边农户,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政策对农户收入具有负向影,具体通过限制农户经营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产生影响;对于区内农户,国家公园发展引导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收入具有正向影响,两类政策对于周边农户无显著影响;（3）国家公园建设对于区内及周边农户经营性收入均产生了抑制,国家公园建设对于区内农户的工资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具有正面影响,而对于周边农户不存在此类促进作用,且对周边农户的工资性收入产生了抑制;（4）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在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收入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其中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国家公园建设对农户收入影响的过程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自然资本在起到负向中介作用,人力资本在发展引导政策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而在生态保护政策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农户的本地非农就业行为与红茶生产种植行为在发展引导政策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外地非农就业行为在生态保护政策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而毛竹生产行为在生态保护政策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