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患者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及相关炎性介质的研究

来源 :中南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ong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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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1.探讨肾移植患者社会支持的状况;2.探讨肾移植患者社会支持、医学应对方式、抑郁与生活质量的关系;3.探讨肾移植患者社会支持与血压、炎性介质的关联。方法1.选择2009年9月至2009年12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门诊随诊的肾移植患者,符合入选标准并同意参加者均纳入研究对象,共确定162名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包括自编肾移植患者身心健康状况调查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医学应对问卷(MCMQ)、自评抑郁量表(SDS)和生活质量简表(SF-36)。并对58名参与问卷调查的随诊患者,采集血样检测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C-反应蛋白(CRP);2.资料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及AMOS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1.本研究共确定162名肾移植患者为研究样本,其中,男性114名(70.4%),女性49名(29.6%);58名抽血检测患者,男性39名(67.2%),女性19名(32.8%);2.162名肾移植患者支持利用度得分与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400,P>0.05),社会支持总分(t=8.731,P=0.000)、客观支持得分(t=8.379,P=0.00)和主观支持得分(t=8.314,P=0.000)均高于常模;3.与慢性病常模进行医学应对方式的比较,“面对”(t=8.230,P=0.000)、“回避”(t=14.210,P=0.000))维度得分高于常模;“屈服”屈服维度得分与常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090,P>0.05),不同性别患者“面对”(t=0.545,P>0.05)、“回避”(t=-0.367,P>0.05)及“屈服”(t=-0.123,P>0.05)三个维度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4.社会支持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1)年龄与客观支持得分(rs=0.219,P<0.01)、主观支持得分(rs=0.243,P<0.01)及社会支持总分(rs=0.240,P<0.01)呈直线相关关系;与支持利用度得分无相关关系(rs=-0.049,P>0.05);(2)不同受教育程度患者社会支持总分(F=4.352,P<0.05)及客观支持得分(F=7.605,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主观支持得分(F=0.855,P>0.05)及支持利用度得分(F=2.678,P>0.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有配偶组社会支持总分(F=5.778,P<0.01)、客观支持得分(F=3.504,P<0.01)及主观支持得分(F=7.326,P<0.01)均高于无配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配偶组支持利用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186,P>0.05);(4)不同职业组的客观支持得分(F=5.290,P<0.05)、主观支持得分(F=2.503,P<0.05)及社会支持总分(F=2.815,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不同职业组的支持利用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342,P>0.05);(5)有固定经济来源组的客观支持得分(t=4.429,P<0.05)、支持利用度得分(t=2.064,P<0.05)及社会支持总分(t=3.026,P<0.05)均高于无固定经济来源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有固定经济来源组与无固定经济来源组主观支持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088,P>0.05);(6)医药费自付比例低于50%组在客观支持得分(t=3.518,P<0.05)、主观支持得分(t=2.589,P<0.05)、支持利用度得分(t=3.286,P<0.05)及社会支持总分(t=3.941,P<0.05)得分均高于自费比例超过50%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7)对他人支持不同组的患者,其客观支持得分、主观支持得分及社会支持总分(F=5.672,P<0.05;F=3.819,P<0.05;F=6.107,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支持利用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551,P>0.05);(8)不同支持感知组的患者客观支持得分、主观支持得分及社会支持总分(F=3.745,P<0.05;F=3.089,P<0.05;F=5.172,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支持利用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2.978,P>0.05);5.社会支持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影响社会支持总分的因素有:婚姻、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医药费自付比例、感知支持,R2=0.484;影响客观支持得分的因素有:感知支持、家庭人口、婚姻、支持他人情况、“屈服”维度得分、受教育程度及有无固定经济来源,R2=0.345;影响主观支持得分的因素有:感知支持、职业、医学应对总分、婚姻、“屈服”维度得分、受教育程度、有无固定经济来源及医药费自付比例,R2=0.421;影响支持利用度得分的因素有:“屈服”维度得分、年龄、“回避”维度得分及医药费自付比例R2=0.221;6.患者的抑郁总分为(47.58±9.04)分,高于常模(t=8.02,P<0.01);7.患者生活质量简表各维度与常模的比较结果显示:患者生命力维度与常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009,P>0.05),其他七个维度(躯体功能、躯体角色、肌体疼痛、总健康、社会功能、情感角色、心理健康)的生活质量得分均低于常模(t=8.71,P=0.000;t=12.36,P=0.000;t=10.03,P=0.000;t=7.94,P=0.000;t=4.07,P=0.000;t=6.32,P=0.000;t=3.25,P=0.001);8.社会支持、医学应对方式、抑郁、生活质量的相关性:(1)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得分均与抑郁呈负相关(r=-0.229;r=-0.183;r=-0.256;P均<0.05),客观支持得分与生活质量的8个维度得分(除去躯体功能和社会功能)呈正相关(r=0.191;r=0.183;r=0.206;r=0.216;r=0.180;r=0.236;P均<0.05),主观支持得分与生活质量的2个维度得分(总体健康和活力)呈正相关(r=0.208;r=0.205;P均<0.05),支持利用度得分与生活质量的2个维度得分(情感角色和心理健康)呈正相关(r=0.202;r=0.195;P均<0.05);(2)“屈服”维度得分与抑郁得分呈正相关(r=0.326,P<0.01),与生活质量的7个维度得分(躯体功能除外)呈负相关(r=-0.181;r=-0.221;r=-0.381;r=-0.388;r=-0.237;r=-0.292;r=-0.246;P均<0.05);“面对”维度得分与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得分呈正相关(r=0.164;r=0.206;r=0.271;P均<0.05);“屈服”维度得分与客观支持得分、主观支持得分呈负相关(r=-0.277;r=-0.292;P均<0.01);(3)抑郁得分与生活质量的7个维度得分(躯体功能除外)呈负相关(r=-0.212;r=-0.222;r=-0.364;r=-0.446;r=-0.233;r=-0.305;r=-0.303;P均<0.05);9.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面对”的应对方式对社会支持有直接正向效应(β=0.248,P<0.01);“屈服”的应对方式对社会支持有直接负向效应(β=-0.302,P<0.01)、对生活质量有直接负向效应(β=-0.326,P<0.01)、对抑郁有直接正向效应(β=0.346,P<0.01);社会支持对生活质量有直接正向效应(β=0.220,P<0.01)、对抑郁有直接负向效应(β=-0.240,P<0.01);抑郁对生活质量有直接负向效应(β=-0.320,P<0.01);“面对”的应对方式可通过社会支持路径间接影响生活质量;“屈服”的应对方式可通过社会支持、抑郁、社会支持和抑郁路径间接影响生活质量;10.对IL-6、IL-8、CRP与社会支持各维度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CRP与支持利用度得分呈负相关(r=-0.264,P<0.05);IL-6与客观支持得分呈负相关关系(r=-0.222,P<0.05);11.对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内的55名患者的血压和社会支持各维度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双尾),血压与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关系(r=-0.290,P<0.05;r=-0.281,P<0.05)。结论1.肾移植患者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经济状况、抑郁、“屈服”的应对方式等影响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的感知;2.个人期待值与实际获得社会支持的协调程度与客观支持得分、主观支持得分和社会支持总分有关;实际获得的支持少于个人期待值的患者,其客观支持得分、主观支持得分均少于与期望值相当或高于期望值的患者;3.支持给予与医学应对方式、经济状况相关;4.配偶/父母作为肾移植患者日常主要支持者、紧急状况求助者、健康代言人支持提供者身份的一致性较好;5.社会支持对抑郁有直接负向效应,医学应对方式可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肾移植患者的抑郁;6.抑郁对生活质量直接负向效应,提示抑郁可降低肾移植患者的生活质量;7.医学应对方式对肾移植患者生活质量有直接和间接效应;社会支持、抑郁作为中介变量调节医学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关系;8.肾移植患者中血清IL-6的水平与客观支持得分呈负相关关系;9.肾移植患者血清CRP水平与患者支持利用度得分呈负相关关系。10.血压与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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