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学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贫困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消除贫困、解放全人类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后来者毕生奋斗的事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等均致力于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奴役制度,从根本上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贫困,从而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理论体系,其演进历史分期与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人的世界观转变历程具有高度一致性,逐步完成了由哲学分析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到科学社会主义建构的逻辑转变。最初的哲学分析注重人权、物权、法权的唯物史观分析,在批判与超越中形成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上层建筑;演进中的政治经济学剖析出贫困生成与衍生的逻辑主线: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力成为商品）—雇佣劳动制度（阶级剥削）—劳动异化（资本积累）—两极分化—多维贫困,最终归因于剩余价值论所揭示出的贫困经济基础和制度根源;最终构建起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指明了科学反贫困的主体、对象、道路和未来图景。从纵向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史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根本指导,同时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反贫困智慧、近现代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反贫困经验和西方贫困治理理论的启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诸如毛泽东反贫困思想、邓小平反贫困理论、江泽民反贫困思想、胡锦涛科学反贫困观,尤其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理论源自于实践,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逻辑主线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主题脉络上相吻合,主要经历了思想孕育、初始准备、制度变革、政策细化、脱贫攻坚和战略转型六个阶段。从横向来看,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中国扶贫实践的有效结合,凸显出寓意丰富且内容深刻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治理逻辑。其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形成反贫困的基本范式,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时期、改革开放至新时代和新时代以来四个阶段不断调整反贫困侧重点;其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制度逻辑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健全和完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构的制度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基础上的反贫困制度,并在新时代形成了中国特色精准扶贫专项制度和共同富裕推进政策;其三,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治理逻辑体现在:紧紧围绕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等实践主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维度创造性发展益贫经济、彰显社会主义本质、孕育社会主义反贫困文化、搭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和倡导绿色减贫。在新阶段,面对解决繁杂动态的相对贫困问题,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既取得诸多实践成就,又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亟须不断明确理论的承继、预判、创新与延伸等指向。基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基本范式中内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第一要务仍旧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经济持续性增长,包括对生产者自身生存发展能力的提升、全面认识客观物质世界、不断改进优化生产工具等;其次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强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属性与生活资料分配方式的“共同富裕”目标,具体措施包括通过提高公共服务统筹级别、社会保障兜底等路径促进公平正义;最后,通过制定专项政策来弥补生产方式领域的不足,诸如制定解决相对贫困的战术策略、实现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战略转型等。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东西方反贫困理论与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光芒在全球众多减贫话语中独放异彩,其理论价值在全球减贫实践中彰显出独特的世界意义。一是从学理上回答了“哪个理论更优”,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世界减贫话语权;二是在比较中回答了“哪种制度更好”,彰显出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制度优势;三是在全球减贫实践中回答了“哪条道路更行”,提供给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可以说,中国在反贫困事业中取得的成就及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经验借鉴与路径选择,进一步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价值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的制度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