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达到鼎盛,建立了“日不落帝国”,然而从十九世纪后半段开始,英国经济宏观层面发展的速度已经滞后于德国和美国,帝国内部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自由贸易受到严峻挑战,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减少；其次,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保,传统工业由于技术落后、创新能力不足而不再占据优势地位,新兴工业又未能迅速发展起来,英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受到破坏；再次,英国劳动力生产率低下,工业管理模式落后,再加上产业结构调整不及时,使得英国在与美、德等国的经济竞争中更加处于劣势地位。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国内政坛自由、保守两党竞争激烈,两党内部出现了种种分裂和联合,一系列改革思想应运而生,工党的成立对英国日后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英国社会此时已达到了高度的城市化,但贫困问题也显得日益突出。然而直到此时,很多英国人并未意识到国家发展存在的严重问题,直到布尔战争为人们敲响警钟。在为布尔战争征兵的过程中,很多应征者由于体质不达标而不能入伍。战争中英军的表现不佳,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代价后,历经近三年才打败布尔人。这场战争促使英国的有识之士反思国家的相对衰落问题,自由派帝国主义者(Liberal-Imperialist)、自由派联合主义者(Liberal-Unionist)、费边社(Fabian)以及很多社会人士打破政党和阶级的界限,逐步达成一种共识,他们关注到“国民效率”的衰退是导致英国出现相对衰落的重要原因,并由此大力呼吁改善国民效率。国民效率提倡者认为,国民效率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即国民体质的衰退和生产率的低下。国民效率提倡者在对这两个层面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时,依据的是查尔斯·布思和西博姆·朗特里有关英国贫困问题的社会调查以及社会有识之士对于传统教育中存在问题的阐述,因而这两方面成为国民效率思潮发展的现实基础。对于英国的国民效率问题,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分析了国民效率缺失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意见。以罗斯伯里勋爵为代表的自由派帝国主义者认为英国的政党体系破坏了效率,只有实现政党之间的合作,进行社会改革,才能使我们的国民达到帝国的需求。以约瑟夫·张伯伦为代表的自由派联合主义者将关税和帝国、就业、效率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要提高国民效率,必须推行关税改革,在英国和它的自治殖民地之间实行特惠关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更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他们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提出要设立“最低收入标准”,改善社会中最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社会人士霍斯福尔十分重视生活环境对国民效率的影响,记者怀特认为很多部门效率的低下是因为机会的不平等。优生学的提倡者将后代的繁育和国民效率相联系,他们认为,应该让“更有能力的人”多生育,而降低“失败者”的生育率,这样可以保证实现科学的繁衍,培育出更有效率的国民。这些流派从不同的侧重点分析了英国的国民效率问题,都强调了作为一个国家根基的国民对国家综合实力的决定性影响,英国若想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必须改善国民效率。国民效率思潮对现代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方面它推动英国在二十世纪初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奠定英国现代福利国家基础的“服务型国家”是通过1906—1914年自由党社会改革建立起来的,而国民效率思潮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次改革,因而国民效率思潮为英国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一些理论参考和实践经验。本文试图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的相关知识,解析国民效率思潮产生的背景、发展的现实基础、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以及影响,努力厘清国民效率思潮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