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快速时期，随着利益关系的急剧调整，各种矛盾冲突与利益纷争此起彼伏，公民的维权抗争行为引起了学术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在案例分析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公民利益诉求的一种新视角——“媒介化”维权抗争，即通过制造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主动吸引传媒关注并深受传媒影响甚至支配的维权过程。具体而言，它是以相对悲情的、极端的个体抗争或人数众多的集体抗争触发，以蓄势已久的公众民意推动，以恰逢其时的社会舆论跟进，以及难以期待的高层出面，一起合力推倒的社会积弊。它没有能够在法律制度内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而是鲜明地指代了当前一种独特的社会问题求解路径，即一种由公民抗争、媒体报道、公众响应、舆论监督、政府回应所构成的互动模式，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抗争诉求方式。　　“媒介化”维权抗争的生效机制包括事件聚焦化、公众情绪感染、公共议题扩散、抗争压力传导及政府回应改进几个递进环节，这是一种外压型议程设置模式，是借助外在民意与舆论的压力获得问题地解决。同时，这种诉求方式的维权效果受到主流价值观念、主体的身份能量、主体的政治影响力、事件的悲情势能等多个因素影响，不同的维权主体与事件会导致不同的效果。对比公民可以选择的各种抗争途径可知，信访、诉讼等制度性途径高成本、低收益和低成功率，而借助传媒资源的维权低成本高收益或高成本高收益，且成功率较高，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维权主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目标，在制度性途径失效的现实困境下，“媒介化”维权抗争成为他们达成诉求目的的一种理性选择。但个体的这种理性行动可能造成制度失效、政府威信流失及社会秩序失范等诸多弊端，因此，为了将公民利益表达引向制度范围，实现长治久安，政府应着重做好以下三件事情，即为权力之手戴上手铐，为迷昏之眼摘除面罩，为利益诉求开启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