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有罪宣告,被判处刑罚的人,即有前科。前科,是每一个前科人员的耻辱柱,在前科人员受过刑罚处罚之后,前科人员必须忍受“犯罪人”所带来的一系列法律和非法律的消极后果,受到社会的歧视和隔离。对于犯罪时尚未成年的前科人员而言,前科更是他们以后抹不去的伤痛,在以后的入学、就业方面,前科将是他们美好前途的绊脚石。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考虑,而且,未成年人犯罪本身具有特殊性,且可塑性强,引导得当则浪子回头金不换,施压太多不给任何机会可能引发重新犯罪,所以更应当在少年司法中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恤幼”的传统,现行对未成年人实行宽严相济的政策,主张“教育、挽救、感化”,近年来中央政法委明确提出要“有条件地建立成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加之我国政审制度、教育体系、劳动管理体制各方面都阻碍着失足少年顺利回归社会,这些使得前科消灭在我国的少年司法中尤为重要。前科消灭制度在国外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形成一些共通的元素,通过对国外彻底消灭和相对消灭、成人与未成年人、轻罪和重罪的比较分析,在前科消灭的实体与程序构建方面,可以给我国带来一定的借鉴与启发。我国自2003年石家庄长安区法院提出《前科消灭实施办法》以来,青岛市李沧区、德州市乐陵区、上海杨浦等区、北京市海淀区也都开始进行有益的探索,并形成了各自的一套体系。尽管各个试点都取得相当的成效,然而,前科消灭改革是民间自生自发的改革,面临着我国公安管理、教育制度、政审制度、劳动人事管理的挑战,除此之外,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的前科报告义务在法律上给之最大的阻碍,使得前科消灭在理论和实践中举步维艰,难以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