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走出去”战略出台以来,中国在东道国开展国际经营并进行跨国投资的势头越来越大。即使是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过程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仍然逆势上扬,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下降形成鲜明对比,业已成为2019年全球第一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中国作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以实际行动在全方位地开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越来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必定是我们在和世界各国合作往来中积极关注与研究的课题。随着“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跨国企业在全球扩张的重要一环,在全球经济扩张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近几年,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格外重视,并多次出台相关战略文件,且由于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中国很多跨国企业积极响应“走出去”号召,对“一带一路”投资发展逐步深入,主动向国际市场扩张自身业务,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势头更加明显。此外,制度作为跨国投资不得不重视的因素,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在跨国投资的研究中引入制度因素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将结合邓宁的OLI范式理论探寻经济制度差异对我国OFDI的影响,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确立影响OFDI的关键指标,通过建立Heckman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制度差异对我国OFDI的影响,并考察了不同投资动机下的OFDI是否存在制度偏好。研究表明:东道国的经济制度、东道国与中国的经济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在中国OFDI在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两阶段同时受到中国市场规模的正向推动,而中国OFDI在做出投资选择时会被东道国市场机会反向影响,但投资规模的多少会被东道国市场机会正向影响;中国寻求市场导向的OFDI在不同阶段其制度偏好也有所不同,在OFDI进入阶段偏好经济制度较差、距离较大的东道国,而在投资规模阶段对经济制度质量较高、绝对距离较小的东道国体现出明显的制度偏好;中国技术寻求导向OFDI在做出投资选择时偏好经济制度绝对距离较小的东道国,而在OFDI规模阶段更加偏好经济制度质量较高、绝对距离较大的东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