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像一个魔法数字一样，将香港一夜之间送还给了“祖国母亲”，正如同1842年把香港变成一个“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一样。但是香港身份认同的改变却不是一夜之间的事。香港回归之后，内地与香港冲突不断，一国和两制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每次争议几乎都会触碰到这样的问题，香港人到底是谁？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　　这个研究，通过比较1950年代—1980年代年香港的两份精英报纸—《明报》和《星岛日报》的上千篇社评，来看香港的精英报纸是如何表达香港身份的？正如安德森论述印刷媒介在民族的想象中的作用一样，香港的精英报纸在香港身份的形成、维持和重构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者甚至是亦步亦趋。按照年代，本文把香港身份的变化和报纸所扮演的角色划分为四个时期：（1）50年代天然的“中国人身份”意识；（2）60年代香港身份意识的萌动和报纸的着力；（3）70年代香港身份的普遍认同和报纸的理论支撑；（4）80年代香港身份受到挑战和报纸的重构。　　50年代的香港处于冷战的背景之下，国际各势力错综复杂，国共分裂；香港人和殖民地政府“互为不存在”；经济凋敝，社会气氛颓败。迅速增加的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只当香港是一个“暂居之地”，还是一种天然的“中国人身份”意识。60年代，香港工业化成功，人们生活改善；殖民地政府放弃“不干预政策”；1967年的六七暴动使香港人亲历骚乱，比较大陆的混乱，更加珍惜香港的安定繁荣，形成香港身份的起步点。香港身份逐渐以中国大陆为“他者”建构起来。70年代伴随着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香港人普遍富裕；社会运动风起云涌；香港政府积极改革；与此同时，香港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生在香港，长在香港，对大陆没有亲身体验的战后婴儿潮一代的成长；以及“左”、“右”势力的边缘化，这些共同促使香港民情转向，形成“以香港为家”的身份意识。香港精英报纸则提供了“维持现状”和“民族自决”的理论建构，以维持香港身份，同时建构香港身份的“他者”—中国大陆的形象。80年代中英谈判挑战香港身份认同，香港市民采取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身份。精英报纸则在香港利益刺激下，重构香港身份，集中表达出香港身份的自由、法治、民主和生活方式不变等诸方面诉求。　　媒介意识形态往往决定媒介的身份论述，即不同的媒介意识形态意味着报纸建构不同的身份。而媒介意识形态背后隐藏着权力结构，即媒介在香港、中共和台湾国民党之间的相对位置，所以香港身份如此复杂。《明报》建构的是一个中间的香港身份，既不亲共也不亲台，采取“泛中国认同”；虽不反共，但维护香港的自由、法治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特殊性。其在表达香港身份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星岛日报》建构的则是亲港英政府、亲台湾国民党，反共的身份。它要为今天香港身份的复杂负部分责任。　　香港身份的形成、维持和重构，是在冷战的背景下进行的，包含着国共斗争，又夹杂着殖民主义因素，因此具有历史的复杂性。而同时香港身份也有现实的两面性，即凝聚香港社会的同时排斥异己，主要是排斥大陆人。所以论文最后还讨论了香港传媒建构香港身份的责任，即开放而负责，促进香港和大陆的相互了解；承担国际化的资讯中心角色，促进香港的国际化；以香港利益为重但又要警惕封闭的香港本土主义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