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成书之后，经过数百年的展转传写，其间又有唐李阳冰的窜改，以至“错误遗脱，违失本真”。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命徐铉与句中正、葛湍、王维恭等同校《说文》，雍熙三年十一月完稿，太宗命国子监雕为印版。所成校订本《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在大徐本中，徐铉对《说文》作了简要的注释，以参校异同，辨别正俗和讹谬。从现有资料看，对大徐本按语的研究很少，对此进行研究，辨析其正误，分析其在语言文字学上的价值，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俗别字研究 徐铉校订《说文》的成绩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他说明了汉字形体的变化。据1963年中华书局所刊新印大徐本后附录的检别体字表，徐铉所注之俗别字共计有147个。通过正俗字的对比分析以及它们在语言运用中发展消亡的研究，我们不但可以了解这些俗字的具体情况，还可以大致了解俗字产生的原因、汉字形体的变化以及汉字发生发展的某些规律等。 二、六书研究 许慎把六书理论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把所收九千多字按六书逐一“对号入座”，通过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来阐述字义和造字方法。但许慎释语大多“词简义奥”，偶或也有疏漏和不审之处。因此徐铉他们对许慎的训释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偶尔也有所匡正，以进一步发明六书条例，探求古人造字的寓意，揭示汉字构形的本源，阐明字义与所从字形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因不明形体、不明造字理据性而误释和以它说附会的情况。 三、省声省形研究 省声和省形是许慎运用六书理论分析汉字结构时提出的补充条例，即：形声字的声旁或形旁是经过部分减省的。从我们研究的情况来看，大徐本对于省声的解说有一部分已经被后来的资料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时代限制所造成的相关知识的欠缺，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判定省声标准的错误，大徐本有关省声的按语大部分是靠不住的。 大徐本按语中省形字较少，但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省去繁复的形旁的一部分。二是省去形旁一部分，换成声旁。 四、训估研究 《说文》依据对小篆、古籍等古文字的形体分析，从先秦文献的大量用例中归纳分析语言材料，通过互训、推源、义界等方式，着力于对词本义的阐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由于时代演变，语言发展，他所阐释的某些词义后人己很难理解了。因而徐铅等人很注意对有关词义进行再阐释，通过再阐释词的本义、述明词义的流变、说明典章名物制度，从多个角度对词义所表达的内容作了新的开拓和阐发。 五、两种特殊条例的考辨 1、声未详例 对于某些声旁不能正确表音的形声字，大徐本往往标示出来，或表明自己的怀疑，或示以“未详”。现有资料表明，徐锡等人的怀疑很多是有道理的。这主要集中在许慎误析的象形字、会意字以及声旁因形体讹变而不能正确表音的形声字方面。但由于不明古音，经常以今律古，所以在音读的训释中错误较多。 2、重出例 《说文》九千字中亦有重出者，徐铭等人都—一指出。前人大多以为这些字都是重复出现的，是许慎的疏漏，应当剔除。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经过考察，我们认为重出字有同字两现、同形字、异体字和古今字四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