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制约协商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人们对休闲制约因素的感知和主观能动性,帮助人们寻找实现休闲参与的有效途径,而且有利于政府及企业管理人员把握休闲参与者的心理和需求。因此,本文尝试将休闲制约、休闲制约协商、休闲制约协商效能等变量引入到我国城市居民体育健身休闲参与行为的研究中,实证探讨影响城市居民体育健身休闲参与的制约协商机制。首先,借鉴国内外休闲制约协商研究和体育健身休闲制约研究的指标体系构建我国城市居民体育健身休闲制约协商因素研究量表,并选取福州市为研究案例地,获取524份有效问卷。其次,对问卷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发现城市居民体育健身休闲制约因素有5大类,其中,人际制约对休闲参与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个人制约、服务管理和环境制约,经济制约的影响最小;城市居民体育健身休闲制约协商策略有6大类,为了实现体育健身休闲参与,城市居民最常采用时间调整和人际协调策略,其次依次是认知策略、意愿改变策略和技能获取策略,最后是经济预算策略;城市居民体育健身休闲制约协商效能的影响因素有3个,其中,社会说服因素对休闲参与影响最大,其次是间接经验,直接经验的影响最小;此外,在休闲制约、休闲制约协商、休闲制约协商效能及休闲参与4个变量之间的6条路径关系中,休闲制约对休闲参与具有正向影响、制约协商对休闲参与具有正向影响、协商效能对休闲参与具有正向影响、休闲制约对制约协商具有正向影响、协商效能对休闲制约具有负向影响、协商效能对制约协商具有正向影响。这些结论表明,制约因素具有可协商性,其存在并不总是防止或减少参与,反而常常激发个体的积极能动性,进而促进休闲参与;激发协商效能,有利于提高休闲参与者采取协商策略的意愿和克服制约因素的信心,减少参与者对制约因素的感知,从而促进参与行为的发生。从研究结果看,西方文化背景下休闲制约协商研究理论在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基本适用,不过,人际关系取向和他人取向的特点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