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国际能源市场中的石油价格逐年上涨,并经历了由周期初的每桶20美元到2008年每桶突破100美元的历史最大涨幅。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其经济增长无疑将要面对因油价上涨而产生的巨大压力。1970年代初期及末期发生的“第一、二次石油危机”曾经令当时的美国及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同期通货膨胀也处于历史高位。发达工业国甚至将七十年代石油供给中断而引发的价格上涨情况,归结为其经济体系出现“滞胀”现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最近一轮石油价格上涨过程中,美国经济却体现出对能源价格连续上涨的“耐受性”和高能源价格下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2006年美国石油进口的消费占比高达60％,但是美国经济对石油价格的波动变得不再敏感,寻求这一现象其中的原因并探讨美国应对石油价格上涨的政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　　 本文将石油价格波动对美国经济影响的研究工作集中在两大领域,即美国的产品市场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通过对石油价格在两大领域中影响的程度和传递的机制分析,进一步明确了为什么美国经济对石油价格上涨所体现出的敏感程度的降低。进而通过对美国政府自两次石油危机以来所奉行的能源政策的分析考察,来对中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能源危机提供相应的政策借鉴。　　 首先,全文研究的基础是以对美国石油市场贸易现状的分析开始的。因此对美国石油消费历史、现状及其贸易品结构、地域结构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全方位考察。作为最重要的进口能源品,美国目前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处于历史高位,但进口来源地由90年代以前过度依赖中东而转向了依靠NAFTA内部、南美洲及非洲地区,即OPEC国家及波斯湾地区的进口占比均有显著性的降低。同时本文认为影响美国未来石油消费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将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采取集体行动所产生的外部约束。在新一轮全球气候谈判进程中,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承担碳减排的义务,此外与气候及环境为主旨的双边博弈及多边集体行动可能会取代贸易、汇率等问题而成为未来影响国家间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　　 其次,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石油以产品属性衡量的在经济体系中传递路径和相应的传递机制。石油传递路径的考察尤其是对行业层面的分析,更为紧密的结合了石油的商品属性特征。作为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石油价格最主要的传递方式是通过其产成品,由产业链条的上端向其它产业与行业部门扩散传递。然而传递的最终影响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部门引发的就业效应是不一样的,即存在总量渠道和配置渠道的差异性。从行业角度考察,制造业(耐用品)领域就业人数有显著下降,含汽车运输业在内的绝大多数服务业就业有显著性增长,油气资源采掘业总体就业人数在2002年后有小幅度上升,但美国油气资源就业密集的西南各州并未随油价上涨出现就业的显著增长。当然在分析油价波动对就业的配置效应时应当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毕竟影响就业的因素更为复杂。此外作为(非)耐用品重要构成品和互补品而言,其在美国个人消费者的消费构成中表现为,非耐用品支出的下降与耐用品支出的总体上升。与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相比,通过对十年期宏观经济数据标准差的衡量可以看出,油价的波动在90年代后期同样不再能有效地传递到美国的经济周期之中。　　 第三,在对石油价格引发美国产品市场变动的研究过程中,通过数据考察与计量检验,对石油价格与美国初级品、能源品及耐用品消费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一、在石油与初级品的波动关系中,通过15种初级品价格间的协整性检验,明确了石油价格对“农产品价格”再到“工业投入品价格”最终到“初级金属制品”的价格影响过程。然而通过对美国90年代至今初级商品的进出口结构分析表明,美国是石油的进口大国以及农产品的出口大国,而其它初级品的进出口需求有限。因此石油价格的上涨在美国并不能带动食品价格的广泛上涨,这在抑制美国总体CPI水平的提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有限的其它初级品的进出口表明美国的经济结构并非侧重于加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广泛的初级品价格的上涨并不能有效传递到整个经济体系之中。二、在美国不同类型能源品间的互动关系上,通过替代弹性的计算及Granger检验,明确了能源品间价格的替代和传递关系,即石油向天然气及煤炭与电力的传递过程。在美国的能源品贸易中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远低于石油,而电力生产主要依靠自身煤炭资源,因此油价的上涨并不能广泛地传播到电力生产领域,进而不能有效推高以电力为主的各能源消费领域价格水平。三、在石油与耐用品消费的互补关系分析中,通过划分不同时间期的方式考察了二者间的波动关系和协整性关系,该检验也印证了美国近年来汽车等耐用品消费特征的平稳性及其与石油价格波动关系的背离。价格影响在产品市场传递能力的弱化是石油自身影响能力弱化的直接原因。　　 第四,在油价对美国宏观经济影响中,通过对石油与利率的弱外生性关系的认定,进一步考察了油价和利率的“冲击”对经济体系中产出、CPI、就业及进出口等变量的影响。此处的研究主要是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实证计量检验的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力图通过对油价及相关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将油价自身的冲击对美国整体宏观经济系统的扰动加以较为细致的描述和刻画。在实证计量研究中具体使用了SVAR及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同时结合了线性回归模型的检验方式对油价波动的宏观扰动加以分析,并与利率的干预的结果加以比较。实证研究的结论和预期相近,油价的正向扰动的确降低了产出、就业,在推高了通胀水平的同时抑制了净出口。然而在与货币政策的利率调节工具相比,油价波动对经济体系的“干预”能力要相应弱化。这一情况在脉冲响应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中均得以印证。相对于石油价格的冲击而言美国的宏观经济体系更易接受到来自货币市场和金融政策的干预,因此一个发达、健全和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在宏观经济系统中的良好表现会极大地化解经济体外部的不利冲击。当然美国宏观经济体系对不利冲击的化解能力是与自身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产出的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移以及占GDP绝对份额服务业的崛起,在经济体减轻对能源的依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本结论基础上,对美国应对石油价格所采取的能源政策和政策启示加以考察分析。在石油价格出现剧烈波动时,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积极有效的政策干预、市场化取向的能源政策工具、完备的机构设置和立法保障、有效的战略储备机制对消费者心理预期的调整,都在美国应对石油能源价格上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自身的石油资源储备与美国类似,但消费水平、获取资源能力、应对风险能力与美国存在巨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经验对中国未来的石油安全乃至经济安全均有可供借鉴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