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朝鲜来明朝贡的陆路路线被后金阻断,使臣就多次经凶险的海上航路来明朝贡。经海路来明朝贡的贡道有两条,一为登州路线,一为觉华岛路线。在登州上陆经山东的朝天贡道,始于1621年安璥一行,持续到1635年崔慧吉一行。期间,朝贡使节团约有28次,使臣留下的朝天录多达31种。使臣在登州上陆,向西途经莱州-青州-济南-德州等地,共1000多里的路程。他们以记实的笔法,记录沿途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风物民俗等。海路朝天录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明末山东的真实状况,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明末山东,其史料价值非一般中国正史或野史笔记所能代替。目前,中韩两国对海路朝天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针对海路朝天录中有关山东的记载,仍需进行更深层次的整理和利用。本文以海路朝天录为文本,探究朝鲜使臣眼中的明末山东。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以韩国现存的史料《燕行录全集》、《韩国文集丛刊》为主要参考文献,并参照《明实录》、《大明一统志》、《留青日札》、《万历野获编》等中国史料,在保证资料真实、可信的基础上,重现朝鲜使臣所见的明末山东。朝鲜使臣仰慕明末山东壮美的山川、深厚的文化底蕴、繁荣的经济等,但也批判了明末山东背离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僭礼越制的现象。文中总结了使臣观察山东的视角、分析其原因以及所反映出的对明观的变化。此外,朝天录中还有鲜见于中国史料的一些记载。文中首先分析朝鲜使臣的海路朝天之行,主要从海路朝天使节团的构成、规模、人员、节次、朝天录以及途经山东的路程、时间等方面展开。朝鲜使臣都是汉文素养较高的儒学家,经过1000多里的山东贡道,足以使他们对山东进行细致、深入的观察。同时,此时的朝鲜早已以“小中华”自居,使臣用儒家道德规范来评价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从使臣所记载的山东的山川名胜及社会风俗中明确地表现出来。朝鲜使臣已从汉文书籍或前人的朝天录中知道了山东地区的山水。来到山东,他们不仅逢山水必记,而且还记录了根本未曾亲自去过的地方。这反映了使臣注重山水所蕴含的文化底蕴,一方面是为了把想象中的明朝与现实中的明朝相互印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出于炫耀知识的心理。特别是,他们对烙有儒家文化印记的山水尤为感兴趣,并作了大量诗歌吟咏它们。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名胜古迹众多,并频繁出现在使臣笔下,尤其是,见到文庙和书院,使臣都会去拜访。但“文庙书院,鞠为茂草”,“无一介儒生”,这种状况令使臣深感失望。由此可见,明朝正统的儒家文化走向衰落。在使臣眼中,明朝也失去了昔日耀眼的光环。朝鲜使臣来华,特别关注社会风俗,因为风俗与礼制关系密切,明代以儒学立国,儒家之礼贯穿甚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中从物质风俗的居住、出行、服饰、经济生产风俗,行为系统的丧葬风俗以及观念系统的信仰风俗来探讨使臣笔下的明末山东社会风俗。使臣所记载的居住与出行风俗,主人公是官僚、士大夫,极为奢侈,从中可知房舍等第制度、肩舆制度早已被打破。明末山东地区出现了服饰的新风尚,传统的服饰等级制度受到挑战,如“左衽”之衣、道袍等。而经济生产风俗也出现许多新风尚,登州、济南、德州的繁荣令使臣赞叹不己,但拜金逐利之风盛行,人们追求享乐,出现了“弃农就贾”、“弃儒就贾”之风。丧制也早已融入佛教因素,大操大办、违理违制；而人们的信仰混乱,具有功利性,官员尚“鬼俗”。对于当时的风俗,申悦道总结为：“重名利,捐廉耻；轻丧制,尚鬼神；文庙书院,鞠为茂草；佛宇道观,轮奂增新。缁黄之徒,与士女杂处,而弦诵之声,罕闻于里闾。”此外,朝天录中还记载了久居乡者因司空见惯而忽视的内容,如“报路号子”“养汉者”、下层妇女是否“缠足”等。总之,朝天录之于山东地方史研究,是极为宝贵的资料。综上所述,朝鲜使臣仰慕明末山东文化底蕴深厚、经济繁荣、服饰华美、生活太平,但也批判了明末山东儒家文化衰落、道德素质低、信仰混乱等。他们观察山东时始终贯穿着“是否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主线。这说明朝鲜“小中华”意识增强,自我意识及文化自信也越来越强。但受长久的“尊明事大”及对万历皇帝再造之恩的感激的影响,使臣眼中的明末山东,虽混乱却又带有太平之象。即便如此,也可看出,在使臣眼中,昔日炫目的“天朝上国”正逐渐失去耀眼的光环,走向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