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面对食品安全损害、水污染等风险时表现出一定的强行动意愿和群体化行动倾向,表现在公众会选择“在网络上表达反对意见”、“向媒体反映”、“向环保组织反映”、“联络更多的人,集体向政府施压”等。结合近年来不断发生的针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群体性事什现象,本研究提出要注意中国社会出现的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表现——“风险冲突”。风险冲突主要是由公众考虑到诸如食品安全损害、环境污染等当代新风险在未来可能对其造成的不确定损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在源头上主要是由某种风险引发的,而不是由一个既成的伤害造成的,伤害是不确定的,风险是被建构的。风险冲突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可能与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缺失、政府应对措施缺乏弹性、公众风险意识的增强和感性化等情况相结合,发展成为一种多重复合性风险。　　 第一,它土要不是一个既成的伤害造成的,而是一个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害即风险引发的,伤害是不确定的,风险是被建构的。民众依据自己的风险感知做出与官方不同的风险评估。政府相关部门说,污染是控制在标准范围内的或是不超标的,政府聘请的专家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不会构成伤害的,政府也出来担保说是这是安全的,但是公众却依据它们对气味的感知或依据对污染的知识经验判断,对他们是有损害的,甚至会是有严重损害的,他们就是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受害者。此外民众所强调的风险不仅是短期的,而且还强调好几代都要遭受的风险。这样风险的特征就被建构出来了,不可见性、长期性、延及后代等。　　 第二,公众会依据自己的风险感知与政府沟通,而政府却不能说服公众。既然公众有完全不同的风险感知,这样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出现了不一致,这就涉及到风险沟通的问题,以往政府的风险沟通都是单向的,就是政府告诉你是没问题的就是如此,而且科学家既然说话了,那么民众就不应该有怀疑,不应该有不一致的意见,就应该听政府的,但没有想到的,民间却不同意,他们强调自己话语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所以,政府面对公众时失去了绝对的话语主权,沟通出现困境。　　 第三,在沟通出现困境和中断的情况下,公众会采取“联合起来向政府施压”的集体行动方式并由此制造出被新闻媒体高度关注的群体性事件,从而公众的声音通过媒体、网络很快被传播到社会和高层,从而使公众要求重新评估风险和界定风险的行动目标得剑重视,最终出现有利于公众的结果。　　 第四,在风险冲突中,出现了跨越群体、共同参与的特点。以往的冲突都带有明显的群体边界的特征,如同一阶级或特征的人走到一起,如农民闹事工人不会加入,工人闹事教师不会加入等,而在风险冲突事件中却表现出超越了传统的阶级阶层的特征,参与者可能是所有的阶层民众,风险使“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这时候风险冲突表现出来的就不是财富分层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