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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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至萧梁,益州作为聚集僧侣较多的地区之一,是佛教发展的重要舞台。在二百余年间,佛教在此传播并发展,形成在益州地区独有的特色并影响深远。不晚于东汉晚期,佛教传入益州地区,面临益州本土文化,佛教与神仙方术相结合,才得以流传。通过对益州地区可考的寺院进行整理分析,可发现益州文献记载中的寺院数量在刘宋和萧梁最多,寺院经济也随之发展,出现了“寺库”,说明部分寺院财富积累众多,佛寺命名也受到政治与文化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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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至萧梁,益州作为聚集僧侣较多的地区之一,是佛教发展的重要舞台。在二百余年间,佛教在此传播并发展,形成在益州地区独有的特色并影响深远。不晚于东汉晚期,佛教传入益州地区,面临益州本土文化,佛教与神仙方术相结合,才得以流传。通过对益州地区可考的寺院进行整理分析,可发现益州文献记载中的寺院数量在刘宋和萧梁最多,寺院经济也随之发展,出现了“寺库”,说明部分寺院财富积累众多,佛寺命名也受到政治与文化等多重影响。通过对活动在益州地区的僧人籍贯的分析,东晋至刘宋时期对益州佛教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多为外来僧人。随着佛教在益州地区的发展,益州籍僧人开始成长起来。随着僧人和佛寺的增多,各级僧官得以设立。活动在益州地区的宗室子弟信仰佛教的越来越多,对佛教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东晋时期,高僧与名士相结合,门阀士族中出现了不少的佛教信众,有的甚至直接出家;普通民众也积极投身于佛教,不同职业与性别都有虔诚的信徒,积极参与到佛教的实践活动中去。东晋至梁时期的益州佛教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点:首先该区域佛教发展十分重视禅修、造像等修行实践;其次益州地处南北政权交接之处,受到了双方的影响,呈现出交融性的特点;再次佛教传入后与益州原先的宗教信仰相融合,呈现出神异性的特点;最后益州作为天师道发源地,佛教传入后与道教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同时益州佛教对吐谷浑佛教、北周佛教甚至是隋唐时期的佛教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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