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近现代紧密相连,并对近现代日本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江户时代(1603-1868)备受学界的关注。作为长达260多年的德川政权的统治阶级,武士的君臣关系及其伦理引起了日本、中国和西方众多学者的关注。先行研究多将君臣伦理作为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锁定于武士社会内部加以研究,对于君臣伦理由上而下的渗透及其影响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主要从上层给予的规范和庶民自身立场的认识两个角度对庶民社会中君臣伦理的展开进行实证研究,并以中日比较为切入点,揭示君臣伦理向庶民社会渗透的机制、中国儒家君臣伦理和近世日本以君臣为范型的纵向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探讨近世与近现代日本纵向人际关系之间的关联。笔者将近世武士、町人、农民思想家的君臣认识、庶民训诫以及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文献作为课题展开的认识手段,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在对史料从内容、影响力等角度整理和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文本分析、比较研究。第一章以研究界公认的武士道代表作《叶隐》和士道代表作《山鹿语类》为文本,对武士君臣伦理进行了异中求同的考察。通过考察可知,两者都指出君臣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并都将君臣视作“施恩和报恩”的关系。对于主君虽在理论上要求血统和道德能力的并重,但在世袭的德川社会,更偏重于血统(门第)。将君臣维系重心置于家臣一方的努力,并将这种努力的方向倾注于心情伦理。提出主君应具有“慈悲”、“情”、“诚”的品质,要求家臣以“忍恋”、“诚”事君。以君和臣为基础架构、以上下关系为主诠释武士君臣的方式、以相处之道为主要内容等特点奠定了向庶民社会渗透的基础。第二章以近世庶民训诫和庶民思想家的君臣认识为主分析了庶民社会中君臣伦理的展开。由史料来看,武士君臣伦理对庶民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拟君臣”以身份、职分、能力三个基准展开,庶民社会中的各类家庭关系以及各类社会关系都被拟定为武士的君臣关系。君臣伦理的展开也并非仅止于对武士的效仿,基于不同的身份背景和职业特征,提出了颇具庶民特色的忠诚伦理。与武士的“死的觉悟”、“忍恋”、“以大忠为目标”、“分理一致的臣道论”相对照,石田梅岩提出买卖关系应以“对方立、我也立”为实践法则,二宫尊德则提出了“知有其弊”、“偏倚之极的至忠”、“背君向民”等尽忠伦理。从关系主体特征来看,庶民和武士之间存在延续性的一面,上位者更趋权威化、更具象征性,与此相应,下位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实践性成为纵向维系的重心。第三章以中日比较为切入点,考察了君臣伦理向庶民社会渗透的机制、中国儒家君臣伦理和近世日本以君臣为范型的纵向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具体内容来看,中国儒家君臣伦理指出君臣际遇,以道义为媒介,君臣间的制衡通过相互间的努力方可达成,提出“有德者为君”,君权的制约机制是天(天道)、民,要求“君主对民‘仁’、对臣‘义”,为臣“学而优则仕”,应“事君尽礼”、“君君、臣臣”。近世日本武士君臣则是代代相续,以恩为媒介,君臣关系的平衡常常锁定于家臣一方的努力。以世袭决定居君位者,重视血统、门第要素,君权的制约机制是“家”,提出主君对家臣“慈悲”、“情”。为臣资格由与生俱来的“身份”所决定,重视以“心情的纯粹性”事君,“‘君不君、臣不可不臣’始终支配着家臣的伦理实践”。从结构来看,与近世日本不同,中国儒家君臣伦理以君、臣、民为基础架构,强调君臣面对天下、面对万民时共同负有的责任伦理。通过比较可知,除了客观需要和幕府制度的支撑外,武士君臣以身份上下为中心的序的设定方式、“施恩和报恩”的基础性原理以及维系重心置于家臣一方并将尽忠指向心情伦理等特点推动了君臣伦理在庶民社会中广泛而深入的展开。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家”为君臣伦理的渗透提供了社会条件。君臣伦理内在构造的差异和不同的社会基础决定了中国儒家君臣伦理不具备向近世日本社会渗透的基础,更不可能对近世日本以君臣为范型的纵向秩序产生根本性的冲击。第四章以中根千枝的研究为基础,对近世和近现代纵向人际关系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考察。通过分析发现,近世以君臣为范型的纵向秩序具有以“家”为中心的秩序观念、偏重权威的上位者、完全投入型的下位者、实践方式的“情感化”等特征。近世和近现代在支配性的“序”意识、上位者的资质、纵向间的直接性、单一的载体机制、维系手段的“情感化”等方面具有连续性。可以认为,近世日本武士君臣伦理在庶民社会中深入而持久的展开推动了支配全部人际关系的序的形成,这为近现代日本纵向人际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本文对庶民社会中君臣伦理展开的实证研究,弥补了以统治阶级为主的先行研究的缺憾和不足,有助于深化对武士君臣关系及其伦理的认识,以中日比较为切入点对君臣伦理向庶民社会渗透机制的考察、对中国儒家君臣伦理和近世日本纵向秩序之间关系的论证,为中日思想文化差异性的解读提供了补充和启发作用,与近现代相关联的视角为解读近现代日本纵向人际关系形成的思想原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